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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圆券是银元兑换券的简称，1949年7月由南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行，代替极度贬值的金圆券。

1、国民党为何还要发行银圆券？

1948年11月徐堪继王云五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鉴于金圆券贬值太快，就有恢复中国银本位的打算。美国众议院议员周以德来华，向徐堪保证，由美国帮助中国实行银本位，说美国有的是白银，支援中国，不成问题。

1949年1月，美国国会经济援助联席监督委员会宣布，将以1亿美元的银块帮助国民政府有限度地收回金圆券。2月，徐堪与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拟定新的经济方案，开放黄金白银自由买卖，白银自由流通，策划大量鼓铸银元，随时以金银平准市价，稳定金圆券币值。

3月，徐堪辞去财长职务，由刘攻芸兼任。4月、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占南京、上海，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徐堪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中共于6月5日宣布停用金圆券。国民政府在广州继续发行使用，百姓备受其苦。

徐堪愁叹：

“度支失调，金融紊乱，人民对于纸币失去信心，不仅政府收支无可凭藉，工商买卖亦因媒介缺乏，陷于瘫痪停顿之困境。际兹大局未靖，一切未复常态时期，欲树立健全理想之币制，殊非易事。但此种紊乱情事，不容任其延续，致成不堪收拾之局。”

他认为：

“我国民间习用银元，信任硬币，自法币、金圆两度贬值以来，此种趋势尤为明显。”

因此，为重建货币信用，拟先恢复银本位，以旧有民国二十三年帆船版银币为标准，准许流通行使，并大量铸造陆续发行。其余各种版色银元，一律流通行使。徐堪要求行政院授权中央银行，拨足准备金，发行银元兑换券，同时流通使用。还要求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兑换券，与国库收支调拨，绝对划分为两个系统，各自独立，不相牵混。国库需要资金周转时，必须向中央银行提交准备金，方能支其款项。

徐堪主持财政部拟具《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草案》，呈请行政院及代总统李宗仁批准。

1949年7月2日，《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正式公布。

该办法共15条，主要内容是：

中华民国国币以银元为本位。银元一元总重量为26.6971公分，成色为880%，含纯银23.493448公分。银元辅币分为1分、5分、1角、2角和5角五种(实际上未曾发行)。由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银元兑换券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银元辅币券面额分为5分、1角、2角、5角四种。

规定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之发行，应有十足准备。其中银元黄金或外汇合计不得少于六成，有价证券、货物栈单合计不得多于四成。在银元铸造不充分时，以黄金代替银元兑换券之兑换。所有公私收付，一律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各级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收费，应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各省银行经财政部校准，可发行面额1元的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

另外，宣布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圆券1元，兑期截止到9月1日。

7月4日，中央银行开始发行银元及银圆券、银元辅币券。

2、国民党为何对银圆券报以信心？

银元以民国二十三年所铸帆船银元为标准，国父像银元、袁像银元、龙版银元、墨西哥银元、澳洲银元以及川、滇版银元，重量成色合于帆船银元标准者，一律等价流通行使。

广州中央银行首次挂出银圆券兑换外币、黄金牌价，但金融界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银圆券是一种欺骗性纸币，只是想诱取人民手上的外币、黄金，银圆券势将破产。

7月8日，除广州以外，中央银行又确定了重庆、桂林、贵阳、衡阳、福州、成都的银圆券兑换日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对中央银行未在西康设立兑换点甚为不满和着急，建议中央银行火速赶运大量银元到西康，并指定康定、雅安、西昌等地为银圆券兑换地点。否则，百姓鉴于数次币制贬值之损失，必视银圆券与金圆券一样，拒绝使用。

银圆券一发行，就产生崩溃之象。在广州，银圆券在7月27日的一个小时内就低跌100点，上午头盘347，到正午就跌为340，下午6时更降至240。

7月29日出版的《华商报》对此评论道：

解放军攻占长沙、衡阳指日可待，国民党没有力量阻止解放军的进展，华南解放将使银圆券立成废纸，谁还愿意收藏这种废纸。另外，国民党军政费用支出猛增，银圆券大量出笼，人民看透了银圆券搜刮民财的骗局。再者，中央银行的银圆券兑换拥挤不堪，表明无银元可兑。老百姓及投机商大量抛出银圆券，银圆券的崩溃是必然的。

银圆券发行后，中央银行未及铸造银元辅币，遂准许原有各版镍币作为银元辅币，照其面值流通使用，目的是弥补辅币缺乏，便利市场交易。规定镍币可由中央银行兑换。不料，民间收藏镍币甚多，乘中央银行收兑之机，纷纷要求兑现。

一些投机商还四处低价收购，向中央银行兑现，牟取暴利。更有投机商人持大宗镍币抢购市场物资，商品价格急剧上涨。

川、黔、湘、桂等地省府、银行及民意机关；纷纷电请暂缓通行镍币。中央银行颇为沮丧，，下令停止镍币流通行使。行政院长阎锡山训斥中央银行事前考虑欠周，致贻政府朝令夕改之讥。

3、全国各地的挤兑风潮

银圆券在各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拒用，挤兑风潮此起彼伏。

在广西，据湘、桂、黔铁路工会称：7月16日首次领到银元兑换券10万元转发员工津贴，孰料柳州市民对新币券或拒用，或折扣，甚至低至二至三成。市面物价混乱异常，时发纠纷。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尚未兑换银元，市民怀疑银圆券信用。

到8月初，广西市面一律停用银圆券。因中央银行运到广西的银圆券有200万，仅有银元30万可以兑现，广西省府不得不采取停用措施，银圆券顿成废纸。公务人员及过境部队所领都是银圆券，随时面临断炊威胁。中共发表广播，动员华南人民拒用银圆券，并说华南解放后，不予收兑，这进一步加剧了银圆券的信用危机。

在广州，政府规定市场一律以银元标价，但市场交易都依然是港币单位。广州市府连日派出特务和武装警察，分别抽查商店，凡遇有仍以港币为交易本位者，立将拘送法院究办。这等于给了大小特务们敲诈勒索的机会。

一些吃惯和吃怕了苦头的店主，被迫从表面上遵从了银元标价法令。这一来，物价大涨。尽管市府一再强调物价不得超过7月29日的基数价，可事实上物价平均上涨已达50%。其中涨价最快的，就是被抽查最紧和最显眼的零售商店。物价急涨，百姓对银圆券更失去信心银券价值日跌。尤其是衡阳吃紧后，华南人民眼看解放军即将拿下广州，更加相信中共抵制银圆券的劝告，对银圆券更不敢问津了。

在西北，人们手持银圆券迫切要求兑换银元，银元迅即告馨。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害怕币信破产，经济崩溃，影响战局，急电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要求按央行无银元即以黄金兑换之规定，挂黄金牌价收兑。

可财政部还在自己欺骗自己，迷惑百姓。

8月24日，徐堪在重庆公开说：

“银圆券发行总额只五千万元。政府决心维持币信，银圆券准备十足，无限制兑换，一百元以上可以兑付黄金”。

9月8日，新任财政部长关吉玉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仍在鼓吹银圆券保证充足，“除有黄金40万两，尚有从墨西哥运来的银元130万枚，随时可以兑换”，“重庆市面流通的银圆券仅一千万元，十足兑换绝无问题。而且台湾尚有大量生银，准备运来，就要在重庆铸造银元，来源充足，可以放心”。

这实在是痴人说梦!行政院长阎锡山开始组阁时，财政部长刘攻芸曾拟起用运到台湾的金银，以安定金融，遭到蒋介石的严厉呵斥。为此，刘攻芸愤而辞职。重任财长的徐堪，仍计划以台湾的库存作为银圆券的兑换准备金，又遭致蒋介石的拒绝。当时国民党军政开支每月4500万银元，国库收入每月才1000万，赤字3500万元，蒋介石只答应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1200万。

其余的，不言而喻，只能通过发行银圆券来弥补了。后来，代总统李宗仁气愤地回忆道：“如蒋先能同意这个计划(即以台湾库存作银圆券兑换的准备金)，则银圆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二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李宗仁未免估计得过于乐观了。

4、黄金迁台内幕

资料显示，从1948年10月初东北局势恶化，蒋几次接见俞鸿钧，已开始作黄金运台的部署，并于年底正式起运。与此同时行政院长孙科也知道控制中央银行的重要性，1949年1月8日，孙科于行政院会议中，以办理存兑金银措施失当为借口，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予以免职。蒋深感痛心，接见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与财政部长徐堪，嘱其转告行政院长孙科，不应发表俞鸿钧的免职令。

至于决定将黄金运台的时间，应该是在1948年10月底金圆券改革失败之后，因为当时因金圆券的改革收兑了不少黄金、白银，都存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

黄金运台大约分为四批，总共有300余万两黄金运抵台湾。

第一批黄金运台分成两次。1948年12月1日，第一批黄金由上海海运至台湾，约200万两，由俞鸿钧负责。

基隆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谈道：

“海星号在1948年下半年，突然接到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先后两次为政府财政部，运送黄金往厦门和台湾。”

正确的准备运送时间应是1948年12月1日负责运送第一批黄金的是“海星号”，运送地点为台湾。12月4日第一批黄金抵达台湾，数额最大，约2004459两。

194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黄金运出上海的消息传开，发生了上海市民争相挤兑黄金的惊恐画面，这就是著名的“黄金挤兑惨案”，造成7死50伤。黄金挤兑惨案后，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上海市民用金圆券兑换黄金的政策，金库大门又进入封锁状态。

第二批黄金运送是在1949年1月初，由上海海运至厦门鼓浪屿中央银行的金库，共60万两，其中50万两辗转运到台湾，由吴嵩庆负责。1月10日下午蒋派经国赴沪慰勉俞鸿钧，并指示俞鸿钧负责将中央银行国库所存之美钞、黄金、银圆全部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蒋命令蒋经国到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此时中央银行由刘攻芸负责。1月27日，蒋在溪口接见林崇镛局长，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至厦门办法。听闻刘攻芸对此事之进行面有难色，蒋甚为骇异，感慨地说：“世人能明理识义，始终如一者诚难得也。”

经交涉后刘同意将55.4万两黄金于2月7日运抵台湾，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

第三批黄金的运送是在1949年5月中旬左右，由汤恩伯负责，由上海至台湾，约19.2万两。

第四批黄金的运送是在1949年10月，从厦门将剩余的黄金运出12.4万两(本来在厦门约90万两)到台湾。

此外还有从其他地区将黄金运台者，如1949年2月7日，由南京空运黄金至台湾，约55.4万两，从浙江运出700余两黄金，另有从美国运黄金至台湾者。总计前后从上海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大约300万两，其他地区100余万两，合计400余万两。

这批黄金最重要的用途，是拨交台银，作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这也是蒋介石为何不同意银圆券所需金银要求的重要原因。

蒋分别于1949年年初及是年6月左右，总共拨80万两(大约5000万美元)作为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到1950年年底，总共耗去321万余两，仅余40余万两。

蒋于日记中提道：

“自去年台币改制充实基金以后本(1950)年5月间金融稳定未有重大变化，惟存金日渐减少，至7月间中央存金除台行基金六十万两外，不足五十万两乃竭力整顿税收紧束先出，至年底尚有四十万两存金殊为难得。”

将运台的部分黄金拨交台湾银行，作为发行新台币的基础，有助于稳定新台币。

蒋经国提道：

“政府播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政府迁台初期的金融稳定局面，除了美援的因素外，运台的黄金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台湾在1948年也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1949年1月至6月，物价上涨1332%，平均月上涨率高达222%，自从实施币制改革后，物价开始下降1951年年中通货膨胀趋缓，年底通货膨胀完全结束。这与黄金运台用于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有关。

5、银圆券何以快速贬值？

在重庆，8月中旬就发生银元不足，歧视银圆券的情况。9月，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说：成都、重庆各部队军需人员领取银圆券后，并不马上发给，而是转放生息，或立即向中央银行兑取银元。

“此等自损币信之行为，显违国防部以银圆券发放军饷之命令，着各部队长官随时严查纠正制止”，还命令“各级议会应恪遵行政院电令，切实协助银圆券流通；各省市政府应恪遵本署通令，饬由各县市府督饬当地商会公告晓谕商民，维护流通。所有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队长官及各级议会，务需密切配合，协力推行，共建币信，并随时纠察破坏币制情形，予以严惩”。

看来，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迫使人们使用银圆券了。

在贵州，到8月下旬，中央银行一共才运来银元40万元。省府主席谷正伦多次电请央行速运银元，保证信用，但始终未能解决。贵州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限制兑现措施，对大面额钞票或数额较大钞票进行登记，拖延兑现时间；对要求兑换银元者，每人以兑取20元为限额，很快又将限额降至10元。

因兑换限制严格，黄金黑市由原来低于官价转为高于官价，人们又将银圆券转向兑换黄金，黄金供应顿时紧张。为了应付这一变化，中央银行赶紧以《兑付黄金须知七条》予以控制。该须知规定：兑换黄金者一律凭贵阳市本人身份证，经核对照片、姓名、地址无误后，方可兑换；凡持外地身份证和外地钞票者，必须先办理登记手续，若发现有投机、套购行为，随时报告治安机关。贵州省政府与之呼应，饬令警察局协助办理。

10月14日，解放军攻克广州，国民政府逃往重庆。蒋介石企图组织西南防线，固守大陆最后一个据点。这时，银圆券大量集中到贵州、四川、广西数省，压力更大。中央银行由于挤兑风潮愈演愈烈，不胜应付。10月18日，贵阳中央银行为了防止套购，规定每人每次只能兑换黄金1两，如有急需，要求多兑，不得超过5两，且须觅具殷实铺保。

为此，中央银行临时佣工匠，将400两一块的金砖切成小块，应付市面。同时，将金砖运往成都中央造币厂，由其铸成5钱重小金块运回备兑。到11月9日，连穷于应付的实力都没有了，贵阳央行只好宣布暂停兑现。

面对此种局面，阎锡山致电财政部：

“如不克日解决，银圆券将立即重陷金圆券覆辙，其影响政治、军事必至惨巨。转达央行，即运银币一百万元，一、二、五钱小金条一万两，交筑行作准备。”

在四川绵竹、德阳、罗江一带驻军，一律拒用银圆券。当地大一点的商店，在交易后竟当面将银券撕毁。11月10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声称，一个月来，中央运至广西银元不到30万，然此间军政支出达三百多万元，银元需要愈益迫切。自衡阳、广州失守后，桂林成为西南前方惟一的兑换处所，钞券流通范围日狭，流入桂林以求兑现者日多。

加之国民政府西迁，大军后撤，人心不免惊慌，因而群趋兑现。供应愈少，需求愈多，往复循环，币值始终处于贬落状态。他急请中央银行尽可能多运银元、黄金来桂，以解当前危急。桂林中央银行还颁布了新的支付军政费用及金银兑现暂时办法，规定军政费一律支付银圆券；如确有困难，需要搭配部分金银，其搭配成数由中央银行视库存多少拟定；门市金银兑现，由央行视库存多少决定数额；大额兑现，应先询明来源与用途，并报长官公署核备。

11月15日，解放军攻克贵阳。17日，进逼重庆。重庆中央银行宣布停兑银圆券。

23日，国民党行政院决定：

过去部队机关领取经费搭发银元或黄金之规定，予以取消，一律以银圆券及搭配辅币支付。国民党再也没有余力维持银圆券信用。

29日，国民政府又被迫迁至成都。30日，解放军攻占重庆。至此，发行仅四个多月的银圆券收场了。

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刘航琛，自重庆逃离大陆时说：

“法币是一出折子戏，金圆券像一幕电影，银圆券简直是扯一个“活闪’。论寿命，倒是一个比一个短；论毒害，却不见得一个比一个轻。”

这倒是一个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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