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曼酒店咖啡馆幽暗的灯光下，金宇澄的高鼻深目，形成了一道道明暗交界线，让他的脸部轮廓更为清晰，附近的暗影则与他的黑色衬衫一起虚化于深棕色墙板中，影影绰绰。

这就像如今他回顾青年岁月，有些旧事因其诡谲，而愈加鲜明；更多的记忆，依然藏匿于深色幕布后，永难释怀。

在参加上海书展一场活动之前，他用低沉的嗓音，缓缓说起40年前发生的悬案：当时他是东北某大型农场的杂工“小金”。某日中午，有人发现上海女青年小英死在30米深的水井里，因此这口供几百人用水的井，必须彻底清理。寒夜里，领了一瓶可以祛寒的土造草籽烧酒后，小金与同伴就开始打水，直到把井水掏干。之后，同伴用井绳把小金吊下井中铲沙，忙活了整整一夜。“小英，我宁可一辈子做牛做马，也要走了，我要扑向这块亮光，我做不了这种工作！”在新作《碗》中，金宇澄如此描述在井底仰望井口的心声。

《碗》是金宇澄的非虚构作品，写了小英坠井引发的波澜及30年后小英的女儿重返老农场的经历。这是长篇小说《繁花》完稿后的一部新作——当时《繁花》即将问世，记录家族历史的《回望》还未动笔。

与《碗》同时出版的，还有金宇澄另两部小说集《轻寒》和《方岛》，收录了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短篇。这三本书以不同的方式，触及了金宇澄的少年记忆。“每个作者最大动力源就是少年时期了，我同样很难跨越，绕不出这一块，绕出去肯定就是陌生。”

相比6年前《繁花》出版时，金宇澄更瘦了。《繁花》大卖后，这位有着30年工龄的文学老编辑更忙碌了。他需要处理很多事务，包括始终有待回答的采访提纲、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函。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劳累，声音也苍老了些。

世界充满了模糊的区域，充满了某种暧昧

“小英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小英的死因，是《碗》最大的悬念，高悬于许多人物的头顶，她仿佛活着，随时会牵动更大的波澜。书里也并没给出最后的答案。“我们是习惯上这样觉得，世上任何的事，都是应该被知道的，可是除了上帝以外，这世界大量的事还真没人会知道，是永远破不了案的，现实真这样。”

小说《轻寒》与纪实作品《碗》，创作时间隔了20多年，同样布满悬疑。在这篇1991年发表在《收获》的中篇小说里，金宇澄写了一连串发生于江南小镇的细节。日本兵即将到来，居民纷纷逃离。在一个弥漫着浓重咸腻气味的腌肉店里，老板和两个女佣先后悄然失踪，只剩女主和一个伙计。太湖上渺茫的芦苇荡，纵横交错的水道，不知道藏匿了多少尸体。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如这些复杂水路一般，湿气氤氲，迷离无解。

《轻寒》源于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在金宇澄祖籍的江南小镇黎里，沦陷时期日军只驻扎在附近的平望，但是向镇上要女人，镇维持会开了几天会，最后把几个最无依无靠的尼姑用小船送到了平望。这天早上，女人的哭声穿过一个又一个桥洞。父亲曾向金宇澄多次提起此事，“这哭声影响了几代人，我一直无法忘记这哭声中的现实”。

《轻寒》中的小镇景物纤毫毕现，但是描写人物关系的笔触却扑朔迷离，像是有多个出口的迷宫，可从多个方向来解读，充满了文学的不确定性，只有镇上的咸肉店，终日弥漫腐败的气味，芦苇荡里消失的尸体，使气氛愈加阴森。故事里的那些男女是怎样的关系？那些突然消失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在金宇澄看来，这些谜语，也正是小说“好玩的地方”。“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可以有这种悬疑的成分。我一直是明白的，明白我们的读者比作者更聪明，有时作者如果把什么都写清楚，往往也可能就不好看了，写清楚了也可能就是作者的某种短板。我觉得做出一些空间是更有意思的想法。”

金宇澄觉得，“世界充满了模糊的区域，充满了某种暧昧，它应该永远是一种写作的主题”。这种状态，应该是人最复杂的反映——人完全可以通晓更多的信息，却仍然搞不清真实情况。“简单说，人只有两大特点，一是会千方百计打听别人的事，八卦。另一头，就是必须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隐私。”

小说“影视化”之后，语言就变得不重要了

2012年《繁花》出版时，金宇澄恰好60岁。读者惊异于这位“大器晚成”的小说家横空出世，而其实他始终是“潜伏”于文坛。这位《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曾在1980年代发表了不少小说，然后编辑了大量别人的小说，搁置了自己的创作。

此次“世纪文景”出版的《轻寒》和《方岛》，展现的正是《繁花》前的金宇澄。“看这些小说，仍然觉得当时写得挺好，很多优点，就像看我年轻时的照片一样。外表是年轻时好，年纪大一些，知道的东西多一些。”他笑着说。

今年，自他成为文学编辑，刚好过了30年，他应该是深刻理解文坛之人的。“编辑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作者们各自的长处和短板，包括很知道他们的脾气、性格甚至八卦。而作者并不会这样去了解编辑，了解到这样深，甚至有些作者居然会觉得，编辑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这点点滴滴种种，编辑的感受是最深的”。

金宇澄提到不少已经退休的老编辑，已经处于完全退出的状态。“也就是说，自己曾为之奋斗的、为之努力一辈子的工作，可以从此不再提起了，变成很遥远的事了。编辑，确实就是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职业。”那么，他们是否还应该创作呢？“这在我真是一种矛盾，当然我不希望我的同事写作，当年我就放下了写作。两者并行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但另一方面，我现在看到年轻的同事们，会想到我的青年时代。我也真希望他们都不应该这样放弃自己，真应该有自己的写作天地”。

成为编辑之前，金宇澄是一个有理想和热情的小说作者。他眼中的1980年代也是一个“极有文学追求的时代”，“那年头的作者们，变着法儿突破文学样式，挺让人怀念的”。到了1990年代，“就成一个发展经济时代了，完全变了面貌”。有一段时期，几乎全社会都在打公用电话，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那样，人人都在打电话，我有塑料粒子，我有几吨钢材、几辆桑塔纳，人人都在做生意。文学则开始了不景气，像《上海文学》这样重要的文学杂志也几乎发不出工资，整个编辑部甚至拉到山西为当地的煤矿写书，赚点广告费。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30年间他过手的稿件中。1990年代的影视剧成了很多文学作品的出路，作者也可以借此获得更多报酬。这样的趋势，使越来越多的小说逐渐成为“好故事”。文学创作开始强调要由故事完整性的意识推动，不再注重文本和语言。而《轻寒》仍然注重语言，单从故事意义上说，它简直千疮百孔，各种得不到破解的悬念，可阅读的趣味也恰是在这些缝隙之中。“我一直这样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了，你打开一本书，读者并不会立刻知道你的故事，是看你用什么语言来吸引住他。语言是第一位的，不是内容。”

“小说改编成影视，这些曾经的文本意识、语言特征等等，都没有用了，只有故事是有用的。”他也非常理解这种转向，影视的影响力也确实远超于一般意义的小说，小说创作的倾向，因此被无可奈何地改变了。

但从早年作品《轻寒》《方岛》，一直到6年前的《繁花》，可以看到金宇澄对文学有一以贯之的理解和坚持。在可改编程度上，王家卫曾评价《繁花》“没有一点影视的倾向”。金宇澄认为，这是导演对作者的最好褒奖。

谈到王家卫出手电影版《繁花》，金宇澄说：“我心中的人和风景，其实都是文字的，是非常抽象的，文字无法与影像对号入座。而导演心中的叙事位置，最重要的始终是图像，而且他的风格非常个人化。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个很仔细的人了，但是和导演的细致、认真比起来，我真的是甘拜下风。”

《碗》《轻寒》《方岛》

金宇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8年8月版

专访金宇澄

第一财经：看到新书里，你一会儿是棺材匠，一会儿下井清理死亡现场。当年在农场，你是怎样一个角色？

金宇澄：算是落后分子，一个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人，杂工，属于“基建连”，也就是机动人员，农闲时期很多杂事我都要去做。《碗》里写的那都是真实的。掏井的事儿，你也得去做呀。

第一财经：同样是当年插过队的知青，每个人选取的记忆都会不同。有人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有人记录下许多悲喜交集的岁月，有人则觉得当年很好。《碗》和《方岛》中对那段时光的描绘，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你会格外关注一些处于困境之中或生死边缘的人。

金宇澄：人的兴趣就是那么不同的，同样住一个地方，天生就出现一百种的兴趣，完全不一样。我个人比较喜欢记住特别的事情，比如《碗》里写的那个硝皮匠，曾经“背叛革命”，是因为受不了刑讯逼供，屁股上被国民党用红铁烙一大块火印，立刻就招供了，他经常可以脱下裤子，给人看他这个烙印，这对我是一种很难忘记的真实感。人人都有一个卫星天线，但是每个人的接收频道都不同，有些天线根本不设置这类频道，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我所知道的文学，也就是把那些被拒绝的记忆给写出来，像是一种废物利用。写出来了，也许就有一点用了，一般大概不会这样想，你记住这些负能量的细节干嘛？你应该健康或开心生活才好啊。但这些旧事需要保存，需要被知道，需要作为回顾的星星点点的指标，让我们记住曾经的道路和种种比照。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写作的意识，大概是天生这样记着吧，所以对于写作的细节记忆，大学里应该是不容易教出来的，很需要天生就喜欢的人。

第一财经：《碗》从农场岁月一直写到当下，当年朝夕相处的人们如今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2006年，知青重返东北农场忆旧，一群人经济条件好，是坐飞机去的；另一群人相对没那么好，坐着火车去。两群人相遇的场景，充满张力。

金宇澄：这方面的现实，比我写的这个更厉害，大面上说起来，这是一个整体，却也是代表了光怪陆离的整个时代景象。我写这些大大小小的纠葛，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这个群体从青年时代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从来就是这样的，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统一过。那是因为五方杂处，各种出身和各种的价值取向形成的，这就等于说，他们就像这个社会一样，洋洋大观。那一辈人，很多都没受什么教育，沟通和处事方式从青年到老年，也都是非常松散的一种构成，很多矛盾是无解的。

第一财经：你是著名作家，去参加知青聚会的时候，当年的老战友会对你另眼相待吗？

金宇澄：我几乎不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是2006年去过一次，就是记录《碗》的那次。那时我还没写《繁花》，很多事也都是个别知青朋友传递给我的。

主要原因是，每参加一次聚会，我最不想回顾的当年，又成了情景剧复活了一次。当年有职务的小领导们又开始吆喝指挥，让我完全回到了过去，这恰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境况。我刚才说了，每人的记忆频道是如此不同，应该尊重人有各种需求和特点，而且经历了那么多的变革，我们应该有所反思，看着这种旧关系，应该有各种新体会，哪怕就是回忆，也不能一跤跌进去，甚至乐不思蜀。我比较反感的是这些。

当然我也理解，我发现，凡是当年在那边谈了恋爱的，都特别怀念那段生活。而在我的记忆中，那地方完全是冷灰色的，这应该和《碗》中所写的，我没在那地方恋爱有关。所以我很少聚会，也不愿意 那个老地方。在《碗》里我也写到，我没有参加北上聚会，只是看“纪实频道”拍回来的片子。

第一财经：写《碗》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农场40年，你的文笔依然年轻，看不出是一个过来之人忆当年。听说你很喜欢和年轻人相处，还精通星座……

金宇澄：写作上我一直注意消除阅读的代沟，比如很注意不用那种年代的某些老词，比如“知识青年”，我会写为“小青年”“青年人”，希望尽量靠近现今的年轻人，让他们的阅读尽量没障碍。虽然这事情发生40年了，要让他们感觉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这种习惯，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的，人脱离了一个环境，就会变。现在我杂志的编辑都是80后、90后了，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我一直得到很多，他们非常重要，也应该是我辈的传承。星座也就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看人的某种话题和角度，也因此，世界变得更多元、更难解，也更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