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的徐国琦。他在哈佛的导师，是著名的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入江昭在学术上的招牌主张就是，提倡把文化作为路径来研究国际关系史。徐国琦博士本书的写作视角，也是这种学术传承的体现。

关于本书

关于中美题材的书已经有很多，但往往都采用宏大的叙事架构，聚焦于政治、经济、国家战略这些方面，写作的侧重点也放在两国的冲突与博弈。而本书的写法却避开了这些习惯套路，把关注点放在了人的因素，以一些不太为人熟知人物为线索，构建了一部中美关系史，也就是说，这是一部重点放在“写人”上的中美关系史，所以，书名被命名为《中国人与美国人》。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使节，蒲安臣。他让我们看到，中美是怎么在现代外交准则和国际秩序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

第二部分，我们要看的是一组群像，包括最早的留美幼童、第一位在哈佛教中文的中国老师、来中国教学的美国哲学大家杜威。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如何在文化上发现彼此的。

第三部分，讲的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透过这个传奇的故事，我们能看到，中美是怎么从体育这个边缘地带出发，一起重新塑造国际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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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我相信这个书名已经很清晰地交代出它的主题了：这是一本讲中美两国交往史的书。那为什么不叫《中国与美国》呢？这就要说到本书的最大特点了。

关于中美题材的书已经有很多，但往往都采用宏大的叙事架构，聚焦于政治、经济、国家战略这些方面，写作的侧重点也放在两国的冲突与博弈，特别是在中美关系非常微妙的当下，这种写法比较容易吸引眼球。

而本书的写法却避开了这些习惯套路，把关注点放在了人的因素，以一些不太为人熟知人物为线索，构建了一部中美关系史，也就是说，这是一部重点放在“写人”上的中美关系史，所以，书名被命名为《中国人与美国人》。

再说书名中的另一个主题词“共有的历史”。一般涉及中美题材的书，往往都会站在其中某一方的视角，把一方作为绝对的主角来写，而把另一方面作为事件的背景，甚至是反面角色，但是本书，把中美两方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之下，把他们当成同一段历史中，共同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并且，这种互动，塑造了中国与美国共同的历史，这种历史，并不为某一方所独有。注意，这也是本书在历史观上最大的独到之处。

那么这个所谓的共同历史，它的筛选标准又是什么呢，作者提出了一个独创的概念，叫做“文化国际主义”。

在解释这个概念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作者了，通过他的学术背景和他写作的特点，你就更能明白为什么他会把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视角。本书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的徐国琦。他在哈佛的导师，是著名的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入江昭在学术上的招牌主张就是，提倡把文化作为路径来研究国际关系史。徐国琦博士本书的写作视角，也是这种学术传承的体现。

对于文化国际主义这个概念，本书中没做特别明确的定义，但是作者的导师入江昭教授给出了一个他的解读，他说，“国际文化主义是指人们为了建立和促进文化间了解、合作，建立跨国界的共同价值观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具体行为，则包括“学生学者的交换、讲座等文化活动的交流”等等。

本书的选材内容，基本符合入江昭的界定，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徐国琦的题材选取尽量回避了大人物，而是选择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一些人，用这样的视角，我们就会看到，中美近现代的结缘，就是始于文化、教育领域的相互认识、相互学习，此后中美经历了彼此爱慕、猜疑、对立、再牵手等种种复杂情绪。今天，中美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历史遗传的这些复杂情绪，仍然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彼此观感。

我们可以分为三类，并且按照这个逻辑，分三部分来为你讲解本书：

第一部分，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使节，蒲安臣。他让我们看到，中美是怎么在现代外交准则和国际秩序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

第二部分，我们要看的是一组群像，包括最早的留美幼童、第一位在哈佛教中文的中国老师、来中国教学的美国哲学大家杜威。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如何在文化上发现彼此的。

第三部分，讲的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透过这个传奇的故事，我们能看到，中美是怎么从体育这个边缘地带出发，一起重新塑造国际格局的。

第一部分

下面就从第一部分开讲：

首先，提一个问题：你知道谁是美国第一任常住北京的驻华公使？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是谁？谁是把国际法引进中国的重要推手？答案是同一个人：蒲安臣。为什么是他？他又是个什么人呢？

蒲安臣出身贫寒，但为人热忱，也很聪明，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1850年代30多岁的时候，蒲安臣已经三次当选众议员。他强烈反对蓄奴制度，还急公好义。1856年，一个叫布鲁克斯的参议员殴打了另一个参议员，蒲安臣强烈谴责，布鲁克斯就要与蒲安臣决斗。蒲安臣不但爽快迎战，还主动加码，说要决斗就到美国跟加拿大边境的尼亚加拉瀑布去打，拿来复枪对射。决斗用这种斗法，那是非死人不可，布鲁克斯被吓退了，蒲安臣从此名声大噪。

后来，蒲安臣帮林肯竞选总统，1860年林肯成功当选，而他却因为专注于帮助林肯，太长时间没去议会履职，失去了众议员资格。林肯就任后，投桃报李，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我们要知道，1860年代的时候，奥地利还是欧洲大国，统治着中东欧很多民族。奥地利没有办法让这些民族团结。蒲安臣一到任，就再一次展现了他急公好义的性格，公然宣布支持奥地利内部的民族独立。奥地利当然不满意他的行动，于是，蒲安臣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样一来，蒲安臣的第一次外交官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不过，林肯再一次投桃报李，1861年又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1861年。1861年，清政府第一次被迫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之前，美国使节只能在澳门停留，机缘巧合之下，蒲安臣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外交使节。

其实一开始，蒲安臣对驻华公使这个差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既不了解中国，又缺经费。1862年，刨去工资，美国驻华使团的外交支出是399.9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当时美国国内黄金和美元的比价，这些钱大约能换20盎司的黄金，再换算成中国的计量单位，大约折合黄金十一两半，再按中国官方牌价换算成流通货币白银，大约是180两。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外交使团，一年的办公经费开支不如老佛爷的一顿饭。而英国驻华使团的预算是5750英镑，差不多2.5万美元。所以连时任美国国务卿西华德都不好意思了，给了蒲安臣很大的工作自由度。

当然那个时候清政府对美国也没什么兴趣。打过架的列强都应付不过来，美国是哪位？

就是在这么一个条件下，蒲安臣此后的人生，和中国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他没资金请客吃饭，唯一的优势就是口才。这是他当众议员时练出来的本领。他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了当时列强驻华外交圈子里的雄辩家，而且有了“和事佬”的绰号。蒲安臣就此赢得了清廷的注意。另外蒲安臣这个名字，也让清廷很有好感。安臣，可以解读为安份的臣子。

当时清廷正头大。为应付太平天国，清廷与英国建立了一支小型联合舰队，叫阿思本舰队。阿思本是英军的一名上校。中国没有外交使团，所以建立联合舰队这种事，就交给了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主事的英国人李泰国。李泰国背着清廷，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名义，与阿思本签约，规定由自己完全控制舰队指挥权，舰上人员全部由英国人出任。这就是欺负清廷不懂外交，拿着中国的钱建立英国舰队，而且可以随便在中国境内行驶。清廷当然不干，但是对签约之类的事又不大懂，担心因为违约挨打。于是找到了蒲安臣帮忙。蒲安臣花最终在赫德等人的帮助下，遣散了阿思本舰队，7艘军舰驶回英国拍卖，同时革了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任命赫德接替。因为这件事，蒲安臣获得了清廷一定的信任。

1863年，因为一名法国传教士的案件，清廷和法国又起了争执。早期洋务派领袖、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找到蒲安臣，问有没有什么国际法可以参考。蒲安臣推荐了《万国公法》，协助总理衙门翻译了这本书。《万国公法》是中国了解国际法的第一部参考书。

蒲安臣还努力与有国际视野的清廷大臣结交。他把华盛顿的一幅画像送给了主管同文馆的徐继畲，宣传了一番华盛顿的事迹。徐继畲算是第一个了解美国的中国官员。中美建交后在外交场合，美国经常把徐继畲作为美中关系渊源流长的证明。

1867年，总理衙门突然醒悟，中国没有外派使节很吃亏。洋务派重臣纷纷上书要求成立外派使团。但是，那时哪儿有合适的人选。去了国外到底是该行中国礼节还是外国礼节，怎么行事，一窍不通。于是，恭亲王等人又想起了蒲安臣。

这年的11月21日，圣旨下达，任命蒲安臣为“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接受了清廷任命，为此他辞去了美国驻华公使职务，这是为了避嫌。一家人吃两家饭是不行的。美国对清廷找自己国家人当他们的外交特使，觉得很光彩，欣然接受了清廷对蒲安臣的任命。

之后，清廷为当时有缔约关系的11个国家准备了满汉文的国书，让卫三畏、赫德等人校对了英文版本，发给蒲安臣3万美元的薪水。想想前面说的美国方面给蒲安臣使团的预算，全年经费支出不到400美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都准备好后，蒲安臣率领的第一个清廷外交使团就出发了。1868年6月6日，蒲安臣使团到达华盛顿，很正规地到白宫递交了清廷国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国外递交国书。

美国人对蒲安臣使团评价很高。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说，他见证的是一个非凡时刻。在美国享受欢呼后，蒲安臣使团又去了欧洲，访问了欧洲列强。这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第一次。他在英法遭受了冷遇，在普鲁士，得到了俾斯麦的支持。不幸的是，蒲安臣以一个中国通的身份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的时间太短了。1870年2月，蒲安臣因肺炎去世，终年不过49岁。清廷对蒲安臣去世还是很痛心的，恭亲王上奏，请加封蒲安臣正一品衔。

这就是蒲安臣横跨中美两国外交界的传奇一生，中国外交史上的那么多“第一次”，竟然是由一个美国人来完成的。蒲安臣是本书主角中唯一可以算政治人物的，但作者对他的呈现，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他的使者身份。因为，他不但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外交使节，也是把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带到中国的使者。

蒲安臣活跃的年代，正是中美两国都在作为新的参与者走上世界舞台的年代，中国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尽管保守势力还很强大，但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不能再固步自封，必须主动去了解世界，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而美国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在欧美列强当中，美国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残酷的南北战争，不说百废待兴吧，也是处在修养期，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外交使团经费的拮据，管理的松散，这些都是当时美国外交疲弱的体现。

美国在爬坡，中国在下坡。这个时候，蒲安臣这样的人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帮助中国认识了西方通行的法律、外交范例、文史掌故，还以出任中国官方使节的形式，替清廷向欧美各国递交国书，可以说手把手地教中国人玩西方的外交。他也执行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争取在华利益，更替美国在国际上秀了存在。可以说，蒲安臣让没有完全强大起来的美国和仍然虚弱的中国，在外交史上共同书写了一个记录。

不过我们也要指出来，蒲安臣首先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他并不缺少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比如他曾对大作家马克·吐温吹牛说，两个星期就能替美国政府拿下当时还独立的夏威夷；卫三畏在私信里也曾抱怨，蒲安臣喜欢说大话。但很明显，蒲安臣看待中国的态度不同于看待夏威夷，他更尊重中国文化，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为中国效力。他是架设中美桥梁的最早的那批人之一。

用今天的话说，蒲安臣算是最早在中美之间推动高层政治交往的人。下面的第二部分，我们再说说最早在中美之间展开民间交流文化的人。

第二部分

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起点是1872年。

当时，根据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美国时与美国签署的《蒲安臣条约》，清廷把美国设定为中国的第一个留学计划目的地。虽然因为蒲安臣的身份，《蒲安臣条约》没有得到美国的正式承认，但是其中的第七条被美国默认了。这一条规定：中国人到美国学习或办学，按最优国待遇的人民相待。反过来，美国人到中国学习和开办学堂，中国也采取对等待遇。

于是，洋务派极力推动中国学童赴美留学，“师夷长技”。洋务派认为，由于技术存在落差，中国留美学生得学习十五年才够。这就要求从幼童中选拔有学习能力的人。最终，在1872年选择了120名儿童，他们多数来自广东，平均年龄只有13岁多。这120名儿童全部来自汉人家庭。

美国专门选择了哈佛、耶鲁大学附近的哈特福德作为第一批中国学童的学习地。这个地方风景优美，居民层次比较高。中国学童需要住的地方，美国征求“最优秀的基督教文明家庭”负责中国学童的寄宿。众多美国家庭踊跃报名。这倒不一定是为了得到清廷补助的寄宿费，而是想看看这些孩子将怎么成长，怎么建设今后的中国。

可以想象，因为生活方式、文化差异，起初中国学童与美国当地居民闹过不少笑话。但是人是处出来的。相处的过程总会产生感情。而且美国人很快发现，中国学童的学习能力太强了。不光是文化课好，体育课也强。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的赛艇比赛很经典。1880年两所大学的比赛，就因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钟文耀担任了指挥，耶鲁大学获得了胜利。中国学童的优秀表现，还让美国总统格兰特接见了他们。

遗憾的是，这120名中国学童多数没有学到底，多数人没有学满15年就被李鸿章召回了。一个原因是美国掀起了排华浪潮，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中国留学生自行剪了辫子，加入了教会。清廷觉得钱没花对地方。

虽然中美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化交流未竟全功，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少数坚持读完大学的中国学童，日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詹天佑后来建造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唐绍仪后来成了民国第一任总理。

中美的民间文化交流，不止在留学上第一次认识了彼此，还催生出了学术上的彼此发现。如美国的汉学。

美国汉学的第一个开创者是前面提到过的卫三畏。卫三畏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驻了43年。后来 了美国。他在耶鲁大学开办了美国的第一个汉语课程。虽然没学生报名，但卫三畏借着在耶鲁的时间，认真写了一部《中国总论》。这本书从1848年面世到20世纪初，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标配参考书。

第一个有学生的汉语课程是哈佛大学搞的。哈佛认为，必须找中国人当汉学老师，才能原汁原味学到中国文化。他们费了不少周折，找到了一个叫戈鲲化的浙江乡绅。

在本书讲到的人物、事件当中，这位戈鲲化是最不为人熟知的。他经历复杂，曾经捐过官，又当过清军长官的幕僚，还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做过秘书，算是文武行都干过了。对于中国文化和当时的政治运作都熟悉，很符合哈佛的标准。

1879年，哈佛聘请戈鲲化担任汉学老师，为期三年。这比卫三畏在耶鲁写出《中国总论》晚了30多年。但戈鲲化有五名学生。要知道，当时学汉学的费用不便宜，每人每年要交学费150美元。戈鲲化是美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学老师，他教授的除了基本的汉语，还包括中国的诗词韵律。戈鲲化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在课堂上他相当守中国礼节，要求学生必须按中国礼节向他行礼。不知道是否包括磕头。

戈鲲化成功地充当了中国文化的名片。当时美国人见过的华人，多是作为苦力的华工，努力而又卑微地挣扎在社会底层，而戈鲲化展现了中国人的另一种形象：温文尔雅、谦恭守礼、从容淡定。媒体评价他让人想起英国的老式贵族。同时戈鲲化也表现出学习西方文化的热忱，来美国之前他几乎不会英文，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他已经可以把自己的中文诗作翻译成双韵体的英文诗。戈鲲化的风度让接触过他的美国知识分子都十分赞赏，哈佛神学院院长埃弗雷特评价戈鲲化说，“他让我们感到，我们不仅有很多可以教给别人，同时也有很多要向别人学习。”戈鲲化的哈佛教学生涯只持续了短短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了，不过，他堪称是第一个在西方展示了中国文化中典雅精致这一面的人，也可以算是中美之间“文化国际主义”的中方奠基人。

卫三畏、戈鲲化是把中国文化带出去，而把美国思想文化带进来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杜威。1919年杜威访华，算是，近当代中美文化交流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他的学生胡适认为：“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像杜威先生那么大”。胡适甚至将儿子的名字取名为思杜。

中国知识界当时因国家危难处于迷茫之中，需要实用性的哲学答案。杜威玩的就是实用哲学。而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也与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一致。杜威在中国思想界风行时，孙中山、阎锡山等都曾和他见面。不过，杜威对民族主义提出过警告，但中国当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民族主义空前高涨。

过去，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是美国学中国古代的，中国学美国现代的。杜威访华是1920年代中美文化思潮开始同步的标志。

好说完了中美高层政治交往、民间文化交往的两个开端，第三部分我们说说中美是怎么从体育这个边缘地带出发，一起重新塑造国际格局的。

第三部分

中美从体育出发改变国际格局，是一个“三级跳”的过程，用时13年。

第一跳是1971年的“乒乓外交”，这一跳重启了中美各领域的交往。“乒乓外交”的起源是1971年4月4日，当时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上了中国队的队车。中国的世界冠军庄则栋与科恩礼节性地交换了礼物。基辛格后来在书中说：“中国人有一个奇特的天赋，就是将精心设计的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实际上，基辛格是想多了。格伦·科恩误上中国代表团的车，与庄则栋友好相处了一段，不是政治设计，就纯粹是个意外。现在知道，毛泽东也是从有关西方媒体的简报中，才知道了这件事。

中方迅速抓住了这个美丽的误会。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就踏上了中国土地。这是1949年来第一个访华的美国团体。尼克松和基辛格也迅速抓住了这个美丽的误会。14日，美国就宣布取消了达20年的对华贸易禁运，放宽了货币控制，允许美国石油公司为前往或来自中国的飞机船只提供燃料。16日，尼克松就宣布愿意访问中国。

从4月4日算起，中美关系突破22年的冰冻，只用了不到两周时间。

第二跳是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由于当时苏联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国家都宣布抵制参加。当时中国已经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与美国正式建交还不到一年。作为陌生的老朋友，美国没有奢望中国加入抵制的行列。出人意料的是，基于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宣布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第三跳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出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报复，苏联也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中国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舞台。中国代表团出场时，美国观众起立欢呼。这一幕，不仅代表了中国与美国的新蜜月，同时也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1971年到1984年，这三级跳实际上都是小球推动大球的逻辑延续。历史表明，中美的体育交往，最终深刻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从体育交流这个边缘地带出发，还衍生出了另一个历史性结果，就是美国重建了对于中国的理想主义预设，为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清除了美国障碍，为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早期基础。我们到今天还在吃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红利。中美共同创造的文化国际主义能够结出的果实的丰硕程度，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

结语

好了，到这里，这本书提供的那些有意思的事件就大致讲完了。

这本书独辟蹊径，以“人”为线索，梳理了一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史。我们也按照这个逻辑，分三部分讲了本书中的人物和故事：

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在中国外交史上创造了诸多个“第一”的美国人蒲安臣。他让我们看到，中美是怎么在现代外交准则和国际秩序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

第二部分，我们通过走出国门求知的留美幼童、传授汉语的戈鲲化，以及来华教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讲了中美两国如何在文化上发现彼此。

第三部分，我们通过从乒乓外交到洛杉矶奥运会的体育史，讲了中美是怎么从体育这个边缘地带出发，一起重新塑造国际格局的。

回顾一下从蒲安臣到格伦·科恩这100多年来中美共同创造文化国际主义的故事，可以发现：由于共同的文化记忆这个轴承，中美关系具有相当坚韧的弹性。虽然经常呈现出峰谷曲线，关系时好时坏，但总能从低谷中反弹。形势也总是在提醒中美之间握手言和。蒲安臣到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还没有完全崛起，中国正值孱弱之时。弱弱外交，降解了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异性，同时赋予了两国精英阶层美好的想象空间；15人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踏上中国土地时，冷战正在炽烈之时，美国同时饱受越战之苦，中国正逢政治高于一切。两国又一次是不在最好的状态的时候相遇了，这迫使两国放下成见，放下包袱，二次握手。

中美的关系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陷入自我设定的愿景和迷思中。蜜月期间，寄托过多希望；低谷之时，注入许多对抗。总是不能调适到一个互洽的位置关系。然而，总会出现一些事件，让双方冷静下来，现实起来。

最后要说的是，这本书的独特史观：“共有的历史”。

前面提到的作者的导师入江昭，评价这种历史观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决定论”。他说，“文化决定论认定，每个民族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从来不会因为跨文化交往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改变，始终如一。”

然而，“共有的历史”认为：所有历史都属于全人类。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只为某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所拥有而不被任何其他人所共有的历史。所有历史必定都是共有的历史。

这个提法，对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很有启发意义。

文稿：曲飞工作室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音频：徐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