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 娄峰[1]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摘要：2025年之前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大规模和调整结构的关键时期。本文在综合考虑了未来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若干主要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系统动力学-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综合经济系统模型，对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和结构变化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2025年之前中国经济可保持年均5.7%-7.2%之间的潜在增长。面对发达经济体可能低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增劳动力将逐渐减少的国内情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要实现6.6%-7.4%的乐观情景增长，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研发和教育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扩大消费，在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投资消费结构的改善。

关键词：中国经济 结构变化 潜在经济增长率

JEL:O11 O40

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人口及入世红利逐渐消减、原有改革红利逐渐释放；同时，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国外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再加上国内自然资源约束逐步增强，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向内涵式的结构调整、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从政策刺激向内生增长转变的新阶段。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阐述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并做出中国经济未来将长期处于“新常态”阶段的判断。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如何？过去30多年的成功或经济奇迹是否意味着未来还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学术界和社会各层都十分关切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及模型构建思路

从文献上看，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Jianwu He and Louis Kuijs (2007)，HSBC（2012），胡鞍钢（2008），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等。总体来看，国内外不同学者和机构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的预测结果差别较大，尚未在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上达成共识。从方法技术上看，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方法，目前主要可以分为三类：①时间序列分析法；②生产函数法；③其他经济理论或经济结构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法的优点在于应用简便，拟合性较好；其局限性在于：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不能体现潜在产出的供给面特征等。生产函数法具有较强的经济学理论内涵，经济含义较为明确，考虑了潜在产出供给面的部分特征，但缺乏对贸易、能源、资源和环境等诸多现实问题或约束条件的整体考虑。

然而，由于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生产、消费、投资、贸易、储蓄、分配、人口、能源、环境、财政、货币金融等经济变量相互联系，互相影响，触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经济变量的任何显著变化都会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经济系统建模理论出发，结合已经运行2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年度模型以及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的建模预测经验，构建了一个系统动力学-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综合经济系统模型，该模型具有如下特点：（1）运用协整理论，对各方程进行协整性检验，并引入误差修正模型，使得模型不仅包含经济理论中隐含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能反映变量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2）以“LS-LM模型+菲利浦斯曲线”为理论核心，依次估计了中国消费需求函数、投资需求函数、净出口需求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而建立中国的LS-LM模型，通过拟合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建立卢卡斯函数形式的中国AS函数模型，并且引入中国税收政策规则和货币供应规则，从而将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地联系起来；（3）纳入了更多金融变量，加入反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行为方程，加强了金融模块，有助于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作用与效果进行分析；（4）适当减少了虚拟变量，尽量避免方程拟合过程中自由度的损失。该模型分为产出、价格、收入、消费、政府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就业、投资储蓄、能源和环境共十一个模块，包括216个变量、199个方程、17个外生变量。

二、主要外生变量与情景设定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以及世界银行等。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投资、消费等时间序列均处理成1980年不变价序列，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在基准情景、乐观情景与悲观情景三种情景中，人口增长率、城镇化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世界GDP增长率、人民币汇率等主要外生变量设定如下：

（1）人口增长率

人口数量及其结构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要指标。中国人口数量从1980年的9.87亿人上升到2011年的13.46亿人，但中国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从1987年的1.67%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0.48%。本文在中国历年育龄妇女生育率、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新生儿性别比等统计数据基础上，假设各参数继续遵循其历史变化趋势，经计算：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428%、0.311%和0.176%。由于中国人口增长趋势稳定，短期内一般不会发生剧烈变动。所以本文的基准情景、乐观情景和悲观情景中人口增长率均保持一致。而劳动力总人数、行业就业人数是人口总数量的函数。

（2）城镇化率（RUB）：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7.5%，提高了29.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个百分点，有两三亿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其中，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城镇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13个百分点；2011年，国家公布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47.5%提高到51.5%，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结合“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并借鉴国外相关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在基准情景中，假定2014-2015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0个百分点；2016-2020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2021-2025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即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2.5%，2020年城镇化率为56.0%，2025年为59.0%。在乐观情景中，假定城镇化率在2014-2025年期间每年均比基准情景高0.1个百分点，即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3.0%，2020年为57.0%，2025年为60.5%；悲观情景中假定城镇化率在2014-2025年期间每年均比基准情景低0.1个百分点，即2015年城镇化率为52.0%，2020年为55.0%，2025年为57.5%。

（3）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RFEDUGD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占比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其中1980-1995年期间，该比率逐步下降，从1980年的5.1%下降到1995年的2.3%，年均下降0.18个百分点；自1996年以后，随着国家大力加强了教育支持力度，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占比开始稳步上升，到2010年已经达到了3.57%，年均提高0.08个百分点。考虑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占比的历史变化规律，我们在基准情景中假定：2014-201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比重介于3.9%-4.0%，逐步有所提高，2016-2025年期间该比率维持在4.0%水平；在乐观情景中我们假定：2014年即可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占比为4.0%的目标，2014-2025年一直保持这一比率。在悲观情景中，假定2014-202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比重介于3.8%-4.0%，逐步有所提高，2025年该比率为4.0%。

（4）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RRD）：1980-2013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有两个高峰时期：1982-1986年为第一个高峰期，该时期内最高增长率为13.8%；1997-2002年为第二个高峰期，该时期内最高增长率为29.3%。总体来看，1980-2013年期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平均增长12.1%；对于该增长率在2014-2025年的未来变化趋势，本文基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在GDP中占比2.2%的目标，基准情景假定“十二五”实现这一规划目标，即2015年R&D经费在GDP中占比2.2%，并且经过试算，若实现这样的规划目标，需要2014-2015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平均增长14.6%；另外，考虑其他国家的R&D经费在GDP中占比的发展基本规律，假定基准情景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末，该占比均提高0.1个百分点，即2020年和2025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在GDP中占比分别为2.3%和2.4%。类似地，在乐观情景中，2015年R&D投入占GDP比率为2.3%，比“十二五”规划目标高0.1个百分点，2020年为2.4%，2025年为2.5%。在悲观情景中，2015年R&D投入占GDP比率为2.1%，比“十二五”规划目标低0.1个百分点，2020年为2.2%，2025年为2.3%。最后，根据各情景设定目标，经过试算可以得出不同方案各时期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平均实际增长率。

（5）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FDI，现价美元）：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其中1985-1986年为第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增长率高达60%以上；1992-1993年为第二个高速增长时期，1993年的增长率为102.9%。整体看来，1980-2011年期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十一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5.3%。在综合考虑未来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家庭开支“去杠杆化”长期制约；欧债务危机短期内很难解决），以及我国的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等因素，基准情景假定2014-2025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年均增长3.5%，乐观情景假定2014-2025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年均增长5.0%，悲观情景假定2014-2025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2.0%。

（6）世界GDP实际增长率（WGDPC，不变价）：根据世界GDP的历史变化规律，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未来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基准情景假定2014-2025年按照汇率折算的世界GDP年均实际增长2.5%，乐观情景假定2014-2025年世界GDP年均实际增长2.8%，悲观情景假定2014-2025年世界GDP年均实际增长2.2%。

（7）汇率（EXRA）：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近10%；进口份额占全球8%，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也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如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退出，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持续好转，2015年美国加息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共识，这正在并将进一步导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面临货币高估压力或者房地产泡沫压力的经济体，可能出现资本外流或流入减少、货币贬值、股市下滑、债券收益率攀升，融资成本上升的局面，极可能面临着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的风险。2014年11月-12月期间，我国人民币开始小幅贬值，趋势明显，考虑到在未来美国加息预期以及未来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贬值预期的压力，以及我国的汇率政策和基本原则，假设2015-2025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小幅贬值的平稳发展趋势，年均贬值2.0%。

三、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预测

表1给出了2014-2025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整体上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在基准情景下，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6%、6.8%和6.1%。在乐观情景中，如果中国加强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制造业转型与升级，增强产品国际竞力，并且进一步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素质，稳步推进城镇化，那么中国在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也可能保持年均7.9%、7.2%和6.6%的较快增长率。在悲观情景中，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4%、6.4%和5.7%。综合考虑基准、乐观与悲观三种情景，2014-202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区间为5.7%-7.9%。

从居民收入上看，在基准情境下，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为7.6%、7.0%和6.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为8.5%、7.4%和6.6%；到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7946元、39777元和54748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是2010年的1.46倍、2.08倍和2.8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018元、13046元和18222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是2010年的1.52倍、2.20倍和3.08倍。

2020年，悲观、基准和乐观情景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8562元、39777元和41034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为2010年的2.02倍、2.08倍和2.1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2630元、13046元和13477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为2010年的2.13倍、2.20倍和2.28倍。因此，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在悲观情景、基准情景和乐观情景下均可以实现。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研究”（12AZD096）阶段性成果之一。

2014-2025年期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形成的实际增长率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2014-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形成仍将保持较高的实际增长率。在基准情景中，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2.8%、11.8%和10.5%，资本形成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1.9%、10.3%和8.4%。

2014-2025年，最终消费实际增长率将呈现逐步小幅提高的发展趋势，在基准情景中，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最终消费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2%、11.0%和11.6%。

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预计中国出口名义增长率分别为：7.3%、6.0%和4.0%，进口名义增长率分别为：9.5%、7.0%和4.1%，中国的进口增速将略高于出口增速。

表2给出了基准情景下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四个时间点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化趋势预测。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来看，2010-2025年期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将逐渐降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将逐渐提高。从支出法GDP构成上看，最终消费比重在2010-2025期间将逐渐提高；资本形成比重在2011-2020期间继续有所上升，但在2021-2025期间将开始有所降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比重逐渐降低，对外贸易将基本平衡或有小幅逆差。

以上分析表明：2025年之前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大规模和调整结构的关键时期，面对发达经济体可能低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增劳动力逐渐减少的国内情况，2014-2025年中国经济要实现高方案情景增长，必须加强研发和教育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投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科技进步和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必须加快推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和第三产业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当一个经济体快速持续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会发生转折，进入逐渐放缓下降阶段。与西方众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类似，我国正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逐渐下降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在坦然接受这一客观发展规律的同时，仍然需要积极地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努力减缓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因为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创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制度改革红利还有进一步的释放潜力，不断升级的居民消费还有巨大的需求市场。具体建议如下：

1、创新投融资模式，着力引入长期权益性社会资本，推进可持续型的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从短期来看，我们认为投资仍然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尽管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在向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行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较为充裕。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储蓄率很高的国家，这种高储蓄在很长时间里不会改变，高储蓄为高投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掌握好投资的效率和方向。其中，关键是促进研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优化投资结构。

世界城镇化历史表明，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较快。目前，中国城镇化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8%。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左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城镇化建设不仅仅是提高“城镇化率”的问题，应该注重将“城乡一体化”寓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中。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未来6年内将努力实现规划提出的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意味着每年将近1700万人要实质性融入城镇，即实现人口城镇化；过去35年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长不超过1000万。随着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设将需要修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电力、燃气、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需要提供养老保障、教育条件、医疗系统、住房保障等，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提速势必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都需要巨量资金投入。据财政部估算，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但在当前，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最终还款来源仍是土地收入。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银行借贷困难以及地方债务突显等问题日益突出，巨大的资金缺口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最直接难题。面对巨大的资金需求，如果不创新融资机制，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是难以承受和难以持续的。鉴于中国高储蓄率还将维持一段时期，必须根据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进行分类，并深入推动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引入长期权益性社会资本，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巨大潜力才可转化为经济增长可持续型的重要动力。

2、打破垄断，放松准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当前，中国的一些行业、一些领域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垄断，尽管在国内依靠垄断地位赚取较高利润，但浪费严重、服务质量差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现代服务业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中竞争性业务的发展。打破垄断，放松民营资本的准入门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质量的要求，又是未来提高潜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增长点。从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13年尽管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是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仍然非常不足，特别是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

行政性垄断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行业，准入门槛高，不利于竞争和行业整体进步。比如在教育培训业，自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之后，中国大学生入学率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规模将超过700万人，然而，中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仅1000多万个。庞大的大学毕业生给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变，无数企业面临着用工不足，尤其是一些高级技术工人用工严重不足，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程度较为严重。中国就业市场上结构性问题必须主要依靠调整教育供给的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结构性政策去解决。要加快高等教育改革转型，加快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必须放松准入，加快民营资本进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市场，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联办职业技术学校，不仅可以解决就业市场上结构性矛盾，还能够缓解财政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压力。

再比如在医疗服务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速度。近年来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突出地暴露了现有医疗服务能力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不足，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解决这个矛盾，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同时结合国内的实践来看，仅靠政府投入是不现实的，需要全社会参与。因此，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疗，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业，尤其是高端医疗服务业，一方面让民营资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让一些愿意多花钱看病的人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当然，鉴于目前中国医疗和养生行业中的鱼龙混杂现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副业的同时还得强化资质的认定和完善监管。此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的发展，消费需求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居民购买的制成品会减少，而健康、退休有关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因此未来养老与医疗健康服务业的需求将十分巨大。

产能过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恶疾，既浪费了中国本身就十分匮乏的资源，同时还污染了环境。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产业利润空间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产能过剩的产业放开民间资本准入，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不大。而在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中放开竞争性业务以及包含高端制造的竞争性业务，解除民营资本的进入管制将有利于更多民间投资的进入，并产生较高的资产回报率。上述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关键是要消除体制障碍，加快推动改革创新，打破垄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潜在增长率的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七大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激活民间投资增长潜力，稳定民间投资的增长。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除了打破垄断、放松准入之外，还应加大财政贴息及定向金融支持的力度，大力支持引导市场主体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促进金融、保险、现代信息和物流、物联网、文化创意、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 促进研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优化投资结构

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制造业的中心逐渐向中国转移，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高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目前情况看，产能过剩成为制约传统制造业投资的关键因素。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多措并举，促进投资平稳均衡发展：通过逐步扩大贴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范围，逐步改善科技成果转化环境等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技术改造和研发投资；以制造业梯度转移和产业承接为契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高端制造业投资；打破垄断，促进现代服务业投资；促进生态环保和低碳领域相关投资。

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扩张放慢，当前房地产投资受市场调整影响增长放缓，国内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约束增幅回落，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空间，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加快铁路、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既可对冲房产投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可带动钢铁、水泥、建材、装备、仪表、信息等相关产业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机遇，为扩大就业增添岗位，助推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和改善民生产生积极效应。但是，在土地财政紧缩和地方债务负担加重的制约下，靠政府投资以及平台融资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老路子难以为继。为保持基建投资平稳增长，必须切实改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和民间资本参与动力不足的局面。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破除行业壁垒，吸引各类资本进入，提高基础设施行业的产出效率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稳定增长。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扩大市政债试点地区和发债规模，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创新并分类使用PPP模式。对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采取不同形式的PPP模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推动融资渠道多元化。完善多渠道投入回报补偿机制，形成可持续的融资-使用-偿还机制。

参考文献：

[1] HSBC, the World in 2050, HSBC Global Research.2012

[2] Kuijs, Louis , China through 2020 —— A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 No.9.

[3] The World Bank, DRC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C ,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the World Bank，2012.

[4] Zhang, Ping and Wang, Hongmiao, China’s EconomicOutlook into 2030: Transformation, Simul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China Economist, 2011 Vol.6, No.4.

[5] 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6] 李善同，刘云忠，《2030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7]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8] 胡鞍钢（2008），中国经济实力的定量评估与前瞻（1980-2020），《文史哲》第1期。

[9] 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