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资深银行家）

美国联合其盟友冻结俄罗斯央行在其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不能不让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而且主要存放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中国高度警惕。但是，美国真敢冻结甚至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吗？中国真的需要并且能够对外汇储备进行大规模调整和压缩吗？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很快联合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多国开始对俄罗斯施加金融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在这些国家的储备资产，第一批选定7家俄罗斯银行从SWIFT系统中删除。之后，美国不断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甚至延伸到白俄罗斯），更多的国家紧随其后加入对俄制裁行列，连原来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士也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由此，俄乌战争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的对抗，这不仅会对俄罗斯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会对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对世界经贸往来乃至政治格局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联合其盟友冻结俄罗斯央行在其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以及此前美国没收阿富汗70亿美元官方储备资产，不能不让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而且主要存放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中国高度警惕。有人因此强烈呼吁，中国应抓紧抛售所持有的美欧国债，尽快将存放在美欧等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拿回来，或者大量采购黄金及战略物资运回国内，或者尽快将国家外汇储备转让给企业或个人，将3.2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压缩到1.5万亿美元以内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是，美国真敢冻结甚至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吗？中国真的需要并且能够对外汇储备进行大规模调整和压缩吗？

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此事影响重大又极其敏感，必须仔细研判、准确把握。

准确看待对俄制裁的多方影响

就美欧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制裁而言，如果只是将俄罗斯部分银行从SWIFT剔除，会对这些选定的银行产生影响，但其相关业务与客户还可以介绍给该国其他可以与SWIFT连接的银行，对整个国家而言，影响是有限的，也意味着美欧并没有完全断绝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如果美欧推动SWIFT将俄罗斯所有银行全部删除，并且冻结俄央行储备资产，不仅会使俄罗斯对外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受到很大影响（但并不是绝对无法开展，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的国家可以比照SWIFT的规范另行建立专用的支付指令报文传送和处理体系，只是其成本和效率可能无法与SWIFT相比），同时也意味着实施制裁的国家将全面终止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切断SWIFT服务只是经济制裁的配套措施，是配角而非主角），使俄罗斯完全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割裂。美欧的制裁，还将带动更多国家加入制裁行列，甚至连那些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的国家也会受到美欧的延申（二级）制裁，由此将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但与此相对应，美欧等参与制裁的国家也将丧失对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甚至还会受到俄罗斯的反制裁，SWIFT将失去这部分客户和业务，影响是双方的甚至是多方的。

俄罗斯是拥有大规模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上能源、粮食、化肥、部分矿产等出口大国，西方国家在俄投资和持有俄金融资产也有较大规模，封锁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交易，再加上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因战争受到影响，也会对相关产品的国际价格乃至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包括对目前欧洲的能源危机与灾民问题，以及美国远超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产生影响。

如果美欧因对俄制裁而不断延申扩大对他国的制裁范围与力度，包括冻结或没收他国的官方资产，将更多国家从SWIFT剔除等，也会催生新的国际联盟或利益集团，加快其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催生出SWIFT的替代系统，对SWIFT以及美欧阵营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对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声誉与地位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由此推动世界严重分裂、尖锐对立，也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极大威胁，对此，美欧也必须仔细权衡与掂量。正因如此，到目前为止，美欧并没有推动SWIFT将俄罗斯所有银行完全剔除，德国等欧洲国家依然保持一定范围的对俄经贸往来，甚至俄罗斯已经主动控制石油、天然气等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对欧出口和对参与制裁国家的反制裁。

美国很难与中国彻底脱钩

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量流入的推动下，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形成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与美欧等很多国家形成了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关系，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的影响，美欧要与中国彻底脱钩是非常难的。

其中，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外汇储备）也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外汇一直处于非常紧缺的状态，成为极其珍贵的稀有资源，到改革开放启动时的1978年底，也仅有1.67亿美元，1980年末甚至出现-12.96亿美元的罕见结果，迫使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创汇和招商引资，并实施严格的强制结售汇，推动国家外汇储备逐步上升。1994年实施外汇管理制度重大改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推动外汇储备加快增长，到年末突破500亿，达到516亿美元并保持持续上升态势。1996年末突破1千亿，达到1050亿美元。2000年10月确定中国将于次年加入WTO后，外汇储备加快增长，2001年突破2千亿，年末为2121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年末为10663亿美元；2009年突破2万亿，年末为23991亿美元（不包括财政部从央行购买2000亿美元注入中国投资公司的部分，以及其他从外汇储备中直接拿出来进行投资的部分）；2011年突破3万亿，年末为31811亿美元；2014年6月末为39932亿美元，接近4万亿美元。

2014年下半年开始，在央行扩大外汇使用（如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资等）以及美国收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外汇储备出现快速下降，2016年末下降为30105亿美元。2017年1月末甚至跌破3万亿美元。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外汇储备的稳定，2020年以来基本上保持在3.2万亿美元左右。这远远超出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1.3万亿美元左右外汇储备的规模，其中还不包括央行的黄金储备以及港澳台的外汇储备。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也主要存放在美欧等发达国家，这种结果并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各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是在跨国经贸往来过程中通过各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竞争决定的，是各国按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综合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一国货币并不是自己想成为国际货币就能成为的。在记账清算体系下，一国货币的跨境支付流动，实际上是通过清算机构增减收付款双方及清算机构存款账户，以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化进行清算的，所谓货币的跨境流出、流入，实际上是货币所有权的流出、流入，而不是货币本身的流出、流入。相应的，一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都存放在货币发行国，表现为其在货币发行国的资产或债权；一国货币成为他国储备越多，该国的外债就会越大。这就形成了记账清算体系下外汇储备非常特别的新特征：外汇储备只是拥有所有权，只能存放在海外（主要是货币发行国），只能用出去（扩大投资或进口等）而不能拿回来。由此，“把外汇储备拿回来”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也意味着一旦与美欧关系破裂，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将受到很大威胁。

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各种投资和大量出口是其重要来源，也主要存放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仅持有的美国国债就超过1万亿美元），反映出中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和利益关系，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正因如此，美国从2018年开始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结果是双方的贸易规模不降反升，难以割裂。在目前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并对世界和平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巨大稳定器作用，其影响力和重要性更加凸显。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坚守联合国宪章，坚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主动与美欧激化矛盾，美欧要想像制裁朝鲜、伊朗、俄罗斯一样制裁中国，甚至冻结或没收中国在其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那就等于对中国发起了直接的经济战争，必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击，结果将可能造成世界严重分裂和尖锐对抗，其影响远非俄罗斯被制裁所能比拟的，这种结果不仅对中国有重大影响，也并非美欧能够承受得起的。所以，美国要彻底与中国脱钩是很难的，要冻结乃至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也只能是极其罕见的疯狂结果。

在国家外汇储备上切忌盲动

1、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是非常不容易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合理规模”，只要不是依靠外债增加的，实际上是多多益善。

在1994年国家外汇储备超过500亿美元之后，关于储备是不是太多了的争论就不断增强。有人认为，国家外汇储备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一定时期进口付汇和偿还外债所需的合理规模，而且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带动基础货币大幅扩张，很容易造成人民币的严重超发，并使货币投放过度依赖美元或以美元为锚，容易丧失货币自主权；外汇储备的来源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净出口顺差扩大，不仅招商引资对投资人的回报率远高于（10倍于）外汇储备存放海外的回报率（美国有数万亿美元海外净负债，但却能实现每年数千亿美元海外净收益；中国有数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但却是每年上千亿美元的海外净损失），而且出口货真价实的商品换回来的外汇很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贬值，损失太大，而且还可能面临被冻结被没收的风险，所以，强烈呼吁压缩央行外汇储备，认为目前保持1.5万亿美元左右就足够了。

上述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不成立。实际上，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汇来源，央行要增加外汇储备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在中国是有痛苦经历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是改革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的成果，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际资本冲击具有强大震慑力并有效维护包括港澳在内的汇率与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核武”（1997年没有大陆外汇储备的基础与大力支持，仅靠香港是难以抗击国际资本对港币冲击的，也正因如此，东南亚国家随后也纷纷加大外汇储备的规模）。

至于说中国招商引资对投资者的回报率远高于外汇储备存放海外的收益率，这种比较本身就存在问题。招商引资的回报率应该与招商引资项目的实际产出率进行比较，招商引资的实际产出率，包括引进设备、技术、管理以及培养人才、推动改革等派生效益，一定会高于对投资者的回报率，否则，招商引资的门槛就应提高。这与由此获得的外汇出售给央行并将外汇储备存放海外的收益率完全是不可比的两回事。同样，由于不同国家海外资产、负债的性质、结构及收益率或回报率存在很大不同，简单地将中美两国海外净资产收益率相比并因其存在巨大反差而说明增加外汇储备不合理，同样是不成立的。

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相应扩大情况下，央行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抑制银行信贷投放及派生货币的规模（控制货币乘数），保持货币总量的适度增长，而不会造成货币的严重超发，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所以，只要不是依靠扩大外债形成的，外汇储备其实是越多越好，根本就不存在合理的规模（本人于2011年就在《国际金融研究》上发文“巨额外汇储备，饱受争议却受益匪浅”对此加以阐明）。

2015-2016年国家外汇储备急剧收缩接近万亿美元，不仅外汇流动性受到挑战，而且带动人民币基础货币大幅收缩6万亿，货币总量增长更多地依赖银行信贷投放，带动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大幅提升，资金成本居高难下，引发一系列严峻问题，迫使国家采取措施努力维持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上。但因种种原因，国家外汇储备想要较大增长已经非常不易，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后，中国率先回复生产并推动外贸顺差大幅增长，国家外汇储备也只是增长到3.2亿美元左右，今后要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已经实属不易。所以，现在仍宣称保持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足够了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

2、当前局势下，大规模压缩外汇储备和在美储备资产并非易事。

首先，大量抛售美债的说法难以做到。一方面在债券到期前，美国政府并不承担提前赎回的责任，只能在二级市场出售。而要集中卖出上万亿美元债券，并不一定有足够的买方，有可能需要承担巨额减价损失，而且其变现的依然是美元，依然需要存放美国而不能拿回来，风险并没有消除，却可能由此造成美国国债市场的剧烈震荡，激化与美国的矛盾。

其次，用美元购买黄金同样存在问题。市场上并不存在上万亿美元黄金的供应，急于购买黄金，有可能大幅推升黄金价格而面临巨额损失风险。购买的黄金如果不运回来，依然可能被冻结或没收。要将黄金运回本国并保管，还需要很高的运输与保管成本。更关键的是，要将国内的黄金用于国际支付清算，其成本大大高于主权货币，并非合理选择，只能是被发达国家排除在其货币体系之外的无奈选择。

当然，这并不排除根据国际市场情况，适当加大黄金或其他战略物资的购买，或者适当调节外汇储备的币别与国别结构，进一步压低美元储备，但应尽可能避免作为与美对抗的手段来使用。

再次，将美元兑换成比特币等数字虚拟货币进行储备，就更加不靠谱。比特币等数字虚拟货币没有国家主权或法律保护的社会财富与之对应，主要应用于灰色地带和投机领域，其价格必然会大起大落，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不可能用于央行的货币储备。

中国当前可能的应对策略

当前国际局势极其敏感复杂，也凸显出中国的国际重要性，对中国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中国的立场选择和战略举措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此时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绝不可盲目冲动、犯下颠覆性错误。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持世界和平共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大国霸权、欺凌和侵略（包括随意冻结和没收他国官方资产），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公平正义赢得全世界最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要积极促成俄乌乃至俄罗斯与北约的和谈，达成各方共同可接受的结果，避免事态失控引发核大战等极端恶劣的结果。同时，继续保持与包括美欧及俄乌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在符合国际公理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支持俄罗斯的稳定与发展，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共赢，避免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冲击和危害。

第三，在国际支付清算上，既要加快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CIPS的建设与对外连接，加快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和向境外的推广使用，大力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与央行货币互换协议项下的本币结算等，减少对他国货币和SWIFT的依赖，又不能寄希望这些举措能很快取代SWIFT、人民币能很快取代美元、欧元的国际地位，目前首要的选择仍是继续加强与SWIFT合作，积极推动SWIFT的非国家化、去政治化，强化其原有的中立、共享、专业的特性，避免其成为美欧打压他国的工具，更好地为国际经贸往来及金融交易服务。

第四，巨额外汇储备来之不易，是中国具有强大震慑力的“金融核弹”，必须用准用好，决不可随意动用、轻易压降。同时，要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将其提升到国家最高层级，其管理原则、风险偏好、重大变化和损益结果等应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报批。

当然，对于美欧冻结乃至没收储备资产的可能，中国也要做好坚决反击的措施准备。中国仍应继续扩大经济金融对外开放，鼓励境外投资人持有更多中国资产，形成更强的利益融合与约束。

第五，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中国作为很多商品最大的进口国或出口国，经济社会稳定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亟需增强对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的影响力。其中，要尽快扭转中国在国际期货方面影响力十分薄弱的困境，并使期货与现货相互配合、形成强大合力。为此，一方面必须加快中国期货交易所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进程，增强国际吸引力，加快打造中国可以与美国、英国抗衡的国际期货交易中心第三极。同时应整合国家相关资源，尽快打造可以直接参与美英等国际期货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期货做市商公司，切实增强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