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些问题在今年9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都做了回答，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

12月16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中外嘉宾认为，当前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要聆听中国方案。

中国的发展利己达人

经济成绩亮眼是当前世界对新中国70年来发展成就的最大印象，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指出，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开始，逐步建造起现代化发展的高楼大厦。

白皮书罗列了一系列真实可考的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加到90万亿元，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增加到2018年的64644元，增长70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中华民族历来有利己达人、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徐麟指出，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36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95份“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建设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埃塞俄比亚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了灵感，也追求了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且自此之后也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了发展的新成绩。”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表示，自上个世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双方贸易额在2018年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也是如此，而且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方位对外开放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了更多机会。瑞士ABB集团高级副总裁司伟杰表示，ABB集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中国发展的受益者。“ABB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经超过了170亿人民币，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ABB不断扩大在华业务布局，今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ABB集团全球最大的市场。”

在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看来，“未来，中国将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建立公平、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

如何与世界相处？

白皮书指出，道路决定命运，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20多年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我担心‘中国特色’最终会演变成‘中国特殊’甚至‘中国例外’，这样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影响到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而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发展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但也有人担心发展强大的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分析指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段时间，没有人质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改变看法。“因为中国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确实变得发达。”

“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中外互动比较容易出现问题，中美间的矛盾就是一个证明。”贾庆国说。

就在上周，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原定于本月15日的中美双方加征关税也宣告取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洛华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美国国家本身，另一个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我们一直积极维护战后秩序，虽然它需要做一些修改和完善。中美都是对人类命运承担很大责任的大国，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共同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只要中美一起维护，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是福祉。”

迈入新时期，如何把握好与世界的相处之道？

贾庆国认为，首先需要明白中国目前的发展面临什么挑战。他分析指出，新时期的中国具有强与弱、富与穷、超级大国与普通大国并存的双重性身份，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我国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在双重性身份的基础上确立国家利益、制定出更加一致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对外政策，是较大的挑战。”此外，中国的自身利益、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更积极作用的需求与中国资源、能力还非常有限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

为此，他提出三方面建议。首先，在确定国家利益和制定对外政策时需要兼顾和平衡我国的双重性身份，从而制定出相对稳健的对外政策。其次，面对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中国既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讲好中国故事、对外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面对能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时要低调务实、进退有度。

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人们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当今世界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说。在他看来，各种国际力量的变迁、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涨落以及传统国际组织及其制度安排的过时，都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章百家认为，不确定性会带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引发新的“冷战”，一种是国际体系失序导致丛林法则盛行，另外一种好的可能是，经过各方努力建立起有利于各国稳定发展的新的世界秩序。

使世界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始终在积极贡献治理方案。

“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使这个世界不断产生进步的源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表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动作为、融入世界，加入了超过90%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现在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影响世界的方式不应该只是简单融入，而是要跟世界一起互动，参与世界规则的塑造，参与全球治理。”

“如果稍微做一点历史性的回顾，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主张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章百家认为，从冷战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到为回应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再到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致力于解决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

2017年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多项联合国决议，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广泛共识。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显示，参与调查的全球22个国家的调查样本中，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有积极意义的占比达到62%。

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表示：“未来人类不能靠民族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解决当前时代的问题，我们需要新的解决思路。而中国适时提出了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在维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前总理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看来，高科技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社会发展的“硬件”，如果没有“软件”的支持，“硬件”是不起作用的。“文化就是社会发展的软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文化非常合理的延伸，它体现了中国的道德追求。”

章百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更加包容的共同价值观之上，除了价值观之外还需要有可操作的制度性安排。”他指出，中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性安排提供借鉴。

采写：《中国报道》见习记者 陈珂

责编：何晶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