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强争霸全世界，美国在亚洲扶植日本韩国，对苏联进行包围，苏联则对我国进行重工业，人才，资金的输入，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军工业得到初步的发展，58年中国开始根据苏联P-2导弹仿制近程地地战略导弹，60年研制出东风-1导道导弹，同时中苏开始交恶，苏联撤走专家，资金，在失去苏联的帮助后，中国进入自力更生，出现大炼钢铁的大跃进错误，同时需要偿还前期苏联的债务，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国家扩大再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国家通过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让危机从农村转嫁，于是68年开始第一次大量初，高中生下放农村，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侧重于军工业，以保障国家主权，于是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全球第5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不到三年时间，67年中国第一个氢弹爆炸成功，70年中国发射第一个人造卫星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

在79年中美建交之前，苏联58年开始撤资的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号召大量知青下乡，以解决城市就业不足的问题，都是让农村承接城市的危机，让城市危机实现软着陆。

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结束长达20年的对华经济封锁，中央通过借外债大规模引进美国，欧洲等国先进设施设备。也就是“四三方案”（71年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调整中国工业结构）试图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由于主要依靠引进昂贵的项目和服务来调整国内工业结构，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财政总规模也才800亿，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于是74年-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动员数百万的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问题。得以实现“第三次软着陆”。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实行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八二方案”（引进82亿美元方案），地方政府延续中央大力招商引资，接收外资在中国沿海城市投资建厂，承接之前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迁移。补足之前的经济结构缺陷，由之前的重工业转移到发展轻工业，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率先发展起来。致使1979-1981年中央财政危机再次爆发。

历次经济危机都与社会高失业率相伴，1980-1982年城市无业人员总数高达数千万，直接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犯罪率直逼建国时的水平。至此第四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里。

进入到1988-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从11.6%下降到3.8%；同时出现高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明显。伴随高通胀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产停滞”。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强硬的紧缩政策造成“连锁负债”——政府整治通胀开始紧缩性财政政策，提高存贷款利率，出现严重的“三角债”，至此1989年全口径财政赤字相对财政自身收入比例已经达25.1%，，财政调控能力远远不足，1988年危机爆发前，不仅货币投放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资金投放不断扩张。应对危机中央政府只能减少财政对国有单位工业企业的投资，以及减少对地方政府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护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历史性的后果导致内需不足，不得不由此前的靠内需拉动增长，转向外向型经济，所以90年代后中国迫不及待的需要进去世贸组织，进入全球化中。

在1992年十四大确立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直接推动投资热，集资热，各地纷纷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扩大投资规模，随即中央大量扩大货币发行，以维持金融体系的持续运作。于是当时经济被形象的概率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从而导致出现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1993年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的“三大赤字”即外汇赤字，财政赤字和金融严重贷差压力下，国有金融部门全部资本金为负值的“银行赤字”。是年中央出台最严厉的十六条，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1994年政府以改革的名义应对三大赤字危机的三大重大宏观经济措施：一是外汇改革，本币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下降到1:8.27，促进出口；二是信用扩张，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国债和货币同时大规模增发。三是分税制改革—为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分税制极大的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以往地方占到超过70%，调整为各占一半。同时推动国企改革，迫使数千万的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裸体下岗”。中国经济改变了持续半个世纪的以内需和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

1997-1998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也因此遭遇这场输入型危机，从1997年全年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率为4.2%，到1998年降到1.3%，外需急剧收缩。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力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1998-2005年国家累计投入大约3.24万亿资金支持金融企业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三是同步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至此“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带来大量外资进入，2003年新政府换届各地开始进入“圈地运动”，推动中国经济连续超过11%以上的年增长速度，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立即使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创，出口对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沿海大批企业破产和数千万的打工者失业。中央政府从内外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实行积极的财政投资带动内需，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2010年底新增投资4万亿，外需方面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刺激出口。

卷末，时至今日，新冠疫情爆发整整2年时间，根据公布的数据中国现在有4亿灵活就业人员，每年还有千万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只是这次不同以往任何一次，但更应该相信国家，自己也应该更加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