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9月写的，因为懒，一直没有放出来，现补充一下以为后文铺垫）

不知不觉2020年过去大半，回头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基本围绕7的中枢在6.81-7.178范围内宽幅震荡。前5个月，受新冠疫情、美元流动性紧张和中美摩擦加剧影响，美元对人民币从6.83的低位贬到7.17最高，这轮贬值共持续83个交易日。随后美元指数走弱、中国经济复苏以及中美一阶段贸易协议继续执行的多重因素叠加，美元对人民币又从7.17升值到6.81最低，这轮升值也已持续72个交易日。这不禁让我回想起2019年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人民银行负责人就此事的回应：“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既有过8块多的时候，也有过7块多和6块多的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7块钱以上。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回顾本轮震荡行情，有以下三点可以展开分析。

一、传统的供需结构呈现出净结汇格局

一直以来，我们在分析外汇市场的供需格局时，都会着重分析结售汇数据。一个线性的结论似乎是，当市场偏购汇时，人民币将贬值，当市场偏结汇时，人民币将升值。但市场更倾向于认为供需结构与价格更多是相互影响的。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会引发市场购汇情绪，而情绪又会反过来影响价格，从而形成双螺旋，如2015年“811”汇改初期。此后采取的风险准备金措施，中间价逆周期因子调节等措施都很好地阻断了这种相互传导，进而使得人民币汇率回到了双向波动格局。今年以来，我们更多地观察到的是结售汇市场上，特别是代客结售汇、代客远期结售汇都呈现净结汇格局。与净结汇格局相反的则是人民币汇率大部分时间都在近10年以来的相对高位运行。这也从侧面说明，供需结构更多地是决定当下的汇率，而长期的汇率水平则取决于中美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利率差异（赵志君，2009）。

二、利差扩大后的carry trade抑制人民币贬值预期

中美利差在2018年末见底后逐步反弹，目前中美1年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均为240bp以上，处于历史相对高位。高利差，从配置层面可以吸收更多的境外资金结汇用于投资国内债券市场，从交易层面，既可以提升购汇投机盘的持有成本，又鼓励机构开展卖空美元对人民币的carry trade。高利差对于平衡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抑制机构和客户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今年以来人民币面对疫情和中美摩擦加剧等多重利空，也只是维持高位盘整格局，没有创出新高。

三、大类资产的相关性呈动态变化

与2019年不同的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与大类资产的相关性有所恢复。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相关性提升到近五年以来的最高水平（-0.64），这与权益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不无关系。从供求角度来说，股市上涨吸引境外资金流入增加结汇来源，按照外汇局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统计数据，今年3月证券投资项下的收付款差额为-312亿美元，而当月人民币贬值1.48%，为全年最大贬幅。随后美元流动性问题得到缓解，该项下收付款差额连续三个月为正，股市也走出震荡上行的走势，但受中美摩擦加剧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并没有立即转向升值，而是在6月份才进入升值通道。股票市场走势及其资金流动在这一阶段成为了汇率的领先指标。

目前，人民币汇率再度回到6.83附近并在此位置来回成交，很显然市场开始呈现一定的分歧。比如，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未来人民币将会进入较长的升值过程。而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则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属于正常双向波动，鉴于当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当前人民币汇率正面临方向性选择。从技术图形看，当前位置确实较为关键，2017/2019/2020三年里这一位置均成为人民币汇率的支撑位。而在2017年中旬突破该位置后人民币汇率曾启动一轮近9个月的升值，在2018年初走到6.25。如果拉长时间轴看，在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在这一位置曾横盘约两年时间。因此，我认同人民币汇率近期将面临方向性选择。从交易的角度，如果是美金空头，可以考虑买一些长端OTM的看涨期权作为保护，如果是美金多头，可以将止损设在6.8附近（850日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