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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销售外汇怎么样,外汇储备账户借方余额表示

admin2022-05-08代收外汇126

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正如企业要记录与其他企业的经济往来一样,国家也要记录自己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项经济交易行为,这个记录叫“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本来就只是一个统计报表而已,因为它必须按照会计的借贷法则记账,保证借贷两方的数值平衡、相等,所以被称为“平衡”表。

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不尽相同,但大体的结构是一样的。

经常账户(balance on current account)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第一项是经常账户,意思是经常、持续、可预见的事项记录。

经常账户的记账规则是,凡是增加外汇收入的,记为贷方(+);凡是使用、减少外汇的,记为借方(–)。

第一个内容是商品的贸易余额(visible trade account或者trade balance),也就是通常说的商品的进口和出口,出口记为贷方,因为能增加外汇收入,进口记为借方,因为需要支付外汇。

第二个内容是服务(services或invisible trade account),也就是劳务。劳务也是商品,提供效用和价值,但没有具体形态,包括金融业、航运业、旅游业等。如果美国人到日本旅游,对美国来说,就是进口了服务,需要花费外汇,因此记为借方;如果日本人去美国旅游,对美国来说,就是出口了服务,可以获得外汇,记为贷方。

第三个内容是投资收益(investment income account),注意不是投资本身,而是投资的收益(以及员工报酬)。如果美国人投资日本股市,其股息和红利就是投资收益,当然记为美国的贷方;如果日本人投资美国股市,日本人获得的收益,则记为美国的借方。

第四个内容是单方转移支付(unilateral transfers account),就是不要求回报的无偿支付。比如美国居民和企业给日本人的汇款、年金支付、无偿捐赠,记为美国的借方,日本人给美国人的汇款、捐赠等,则记为贷方。

经常账户所有以上项目加总起来,可能借方大于贷方,即经常账户出现逆差(–);也可能贷方大于借方,出现顺差(+),一般是不会相等的。

金融账户(balance on capital account)

金融账户记载的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资产买卖的数据,包括私人(个人、家庭、企业、非政府机构等)和政府两大类。

金融账户的记账原则是,如果一项资产交易增加了一国的资产或者减少了负债,则记为借方(–);如果一项资产交易减少了一国的资产,或者增加了负债,则记为贷方(+)。为什么这样记呢?这个原则其实和经常账户记账原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资产减少,负债增加,资金会流入本国,而若资产增加,负债减少,资金会流出本国。

以私人部门为例,如果美国的企业和居民购买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债券,美国人就增加了对外国资产的持有,就记为美国金融账户的借方;如果日本人购买了美国的国债或者股票,美国人就增加了负债,记为金融账户的贷方。

除了私人部门,政府部门资产的交易也反映在金融账户里。如果美国政府储备中增加了日元资产,则记为美国金融账户的贷方,如果日本政府的官方储备中增加了美元资产储备,则记为美国的借方。

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之和为零

理论上说,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余额之和应该是零。为什么呢?

简化一下,假如经常账户中只有商品的进出口(即使有其他,以下的结论也是不变的),如果美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跟个人拿了别人东西但没有付账一样,贸易逆差就说明美国欠别人钱。

此时,美国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向对方借钱。如果要借钱,就要有借据,本国国债就是借据,所以美国会向外国人出售国债。

另一种办法是,减少持有的别国资产。比如日本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是日本的资产,如果日本对美国出现贸易逆差,欠美国钱,日本可以把美国国债卖了,拿到美元,支付对美国的欠款。

无论是借钱,增加负债,还是减少别国的资产,都是一国金融账户的贷方。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是逆差,那么其金融账户,净结果就是正(+)的,即必然是顺差。如果经常账户是顺差,金融账户必定是逆差(–),道理也一样。

而且,顺差和逆差的数字必然相等,因为它们是同一事情的两面,两种记录方式而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余额之和,必定是零的原因。

理论上应该是零,但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字毕竟是统计出来的,统计免不了误差和遗漏,比如外汇走私活动,就不可能全部被记录下来。因此,实际上是不会相等的,为了符合会计规则,必须人为让它们平衡。

办法是增加一个项目——误差和遗漏(errors and omissions account),用于抵销统计时的误差和遗漏。

这个项目可以体现在金融账户里,也可以单独列示。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列在金融账户里,中国是单独列一项。

贸易逆差(trade deficit)和顺差(trade surplus)哪个更好?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项目很多。但一般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商品的进出口,也就是贸易余额。如果一国的出口大于进口,就是贸易顺差,也叫“出超”,进口大于出口,则为贸易逆差,也叫“入超”。

很多人凭直觉,认为顺差比逆差好。在历史上,就出现过“重商主义”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在欧洲大行其道200多年,但并没有使哪个国家真正富裕起来。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有内在的缺陷:如果各国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邻为壑,出口又怎么能增加呢?

但是,重商主义重视出口,鼓励贸易顺差的思维方式,却延续至今。很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偏向重商主义的政策,试图通过外贸部门,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增加本国就业。也有些国家似乎取得了成功,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但是,认为贸易顺差可以强国,却是一种误解。

美国是经年的贸易逆差大国,过去的清朝则是顺差大国。但美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技术创新不断出现,总体增长良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让我们来看看顺差和逆差的实质。

说通俗点,贸易逆差的净结果就是用纸片换商品,而顺差的净结果则相反,是用真实的商品换纸片(国际通用货币,如美元)。

对于一个有顺差,且数额较大的国家,这些纸片(如美元)不能保留在手里,那样会天天贬值的(通货膨胀),必须使用它们。

怎么用?有人说,增加购买外国商品。这是不对的。因为顺差就是考虑了所有购买后的净结果,如果还能购买,就没有那么多顺差。

根据我们说的原理,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就有金融账户的顺差,这些国家就要出售它的资产。有顺差的呢?要购买资产。所以,有顺差之后,就要用赚来的货币购买发行国的资产。

如果资产的收益率高,就皆大欢喜。但是,从投资安全的角度来看,顺差国所选择的资产大多应该是收益率较低的国债,而不是更高收益的产品,因为收益高的资产风险也高。以美国为例,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基本购买美国的国债。我们前边已经说过,因为美国国债有美国国家的信誉做保证,被视为风险为零的资产,因此是对美顺差国的首选和主要购买对象资产。

但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很低,只有大约2%。如果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实际收益率就更低,甚至是负的。幸亏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不高,其国债勉强能保持正的实际收益率。考虑到顺差国为了获得这些顺差所付出的资源成本、环境代价,以及如果将这些资金换成本国货币,在国内进行投资的更高收益率,持有美国国债的机会成本已经超过了收益,得不偿失。

而逆差国(如美国)呢?一方面用纸片换来了真实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出售国债,为政府财政赤字(budget deficit)找到了融资通道,而且大量资金流入本国,利率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

所以,一个国家经常账户出现逆差,不是这个国家真有什么问题,而仅仅是因为该国国内经济环境良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大而已。

其实,这也是生活的常识,我们每天去超市购物,而超市却从不买我们的东西,超市对我们就有贸易顺差,而我们则有贸易逆差,那么,我们觉得吃亏了吗?没有。

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贸易顺差一定就好,逆差就一定不好。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账户里,官方储备资产(official reserve assets)一项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一国政府的外汇储备。

为应对不时之需,个人必须要有储蓄,国家也要有类似的储蓄。外汇储备,也叫“外汇存底”,就是一个国家的储蓄,是一国货币当局或者中央银行持有,可以随时兑换成外国货币的各种资产。

外汇储备的形式很多,货币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只占较小比例,外汇储备主要不是货币形式,而是资产形式。

一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包括:在国外的外汇短期存款;外国银行的支票、期票、外币汇票;国外的有价证券,如外国政府债券、股票等。

注意,外汇储备跟国家官方储备资产是有区别的,除了外汇储备,一个国家的官方资产还包括其他方式,如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等。

每个国家都要有外汇储备,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任何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通俗地说,就是欠外国人钱。如果没有外汇储备,国际收支赤字就没法弥补,国家的信誉就要受到损害,今后的国际贸易就会受到影响,该进口的东西进不来,人民的福利将会因此下降。有了外汇储备,就避免了这些尴尬。

第二,汇率的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活动,以及国内的经济稳定而言,至关重要。汇率若频繁、剧烈地变动,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会紊乱。有了外汇储备,政府就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稳定汇率。即使是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国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要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外汇储备的规模也不能没有限度。储备过多,对一国而言未必是好事,任何事情都有代价。

比如,如果日本的外汇储备中有大量美元存款,一旦美国的利率下降,或者美元贬值,对日本来说就是损失。

所以理论上,外汇储备有一个最优规模。经济学家们至今对此依然莫衷一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曾经给出一个标准:一国外汇储备的最佳规模,是其年度进出口总额的40%。

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

很多国家货币可自由兑换(currency convertibility),无论本国居民还是外国居民,无论是对经常账户,还是对金融账户项目的外汇需求,都会予以满足,本币和任何外币都可以自由兑换。

但也有国家实行外汇管制,本币不能和外币自由兑换。这也分不同的情况,有的国家对本国居民,无论是经常账户还是金融账户的需求,一概不予满足。也有一些国家,对经常账户的需求予以满足,居民可以将本币自由兑换成外币,用于出国旅游、购物,但不能满足金融账户的需求,即本国居民不可以用本国货币兑换外币,去外国进行实物投资,买卖外国股票、债券等。

外汇管制带来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过高,除了可能造成储备本身的贬值外,还助长国内通货膨胀。

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当企业取得外汇收入后,要按照外汇管理部门的要求,把外汇出售给指定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除了按规定可以保留部分外汇外,其余的大部分必须再出售给外汇管理部门。这叫“强制结售汇制度”(mandatory exchange settlement and sales system)。有的国家虽然不实行这种强制制度,但不允许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企业留着多余的外汇也没有实际用处,因此也会出售给金融机构。这样,该国的外汇基本上就集中到了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作为外汇的最后购买者,要按照官方的汇率,用本国货币跟企业交换这些外汇。中央银行是货币发行的垄断者,其用于购汇的这些货币都是基础货币,说白了,就是印的票子。

这些基础货币有乘数效应,可以倍增货币,增加了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

但是对于商品市场来说,这些突然增加的货币是“天外来客”,市场上本来并没有与这些货币相对应的商品。如果这些货币冲击商品市场,就会带来通货膨胀,这对全体国内居民而言是一种变相的、隐蔽的税收。而如果它们冲击资本市场,就会助长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的膨胀,可能会诱发金融风险。

所以,这再次提示,过多的贸易顺差绝不是什么好事情。一国追求的,应该是贸易基本平衡。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

给金融危机下定义,不是一件容易事。经济学家还没就此取得一致。大致说,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甚至全世界金融系统的指标出现恶化的倾向。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市场危机(如货币贬值)、资本市场危机(如股市大幅下跌)和金融机构危机(如银行倒闭)三类。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

郁金香狂热。16世纪,欧洲就从土耳其引进了郁金香。1634—1637年,荷兰掀起了郁金香抢购高潮,市民、农民、马车夫、伙计、随从……几乎所有荷兰人都卷入了郁金香狂热(tulip-mania)。

郁金香球茎[1]的价格疯长。1636年,一种9个球的郁金香球茎可以换一辆新马车。

而投机交易的方式也包括期货,炒作的人们不需要交割真的郁金香球茎。这更助长了投机气氛。

郁金香狂热突然在1637年2月4日这一天终止,人们纷纷抛弃郁金香球茎,导致价格暴跌。对何以在这一天郁金香球茎价格突然崩溃,至今还是一个谜。价格崩溃的结果是,那些靠借钱投机的家庭全部破产。

荷兰人并没有从郁金香狂热中真正吸取教训,在郁金香狂热破灭100年后,荷兰又掀起了一股完全类似的洋水仙狂热(hyalinthmania)。历史重演了。

但也有人指出,郁金香投机和泡沫并没有发生过,理由是权威的历史书中没有记载。

大萧条时期的股灾。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也催生了股市投机。1924年纽约股市开始上涨,1928年加速上扬。1929年9月3日,股指达到最高点,但大经济学家费雪当时发表文章说,股价过几个月,还可以再高。人们忘乎所以,疯狂入市。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价暴跌。紧接着,10月29日,迎来“黑色星期二”,股价暴跌12.8%。道指从1929年9月的262点,跌到1932年7月的47点,只有原来的1/5。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2]下降了约一半。失业率达到25%!这场几乎波及当时所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惊惧。

1987年美国股灾。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股市突然重挫22.6%,又是一个发生在10月的暴跌。这就是著名的1987年股灾,也叫“黑色星期一”。

亚洲金融危机(asian financial crisis)

东亚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世界银行也发表报告,盛赞东亚经济奇迹。先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然后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靠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这些国家和地区陶醉于自己的成就和外界的赞誉,期待能创造新的奇迹。但是,克鲁格曼(Krugman)却冷峻地分析道,这些“奇迹”中根本没有技术进步,只是一味的高投入,是没有效率的虚假繁荣。外部有任何风吹草动,经济就会下滑。

果然,泰国就先出了事。泰国实行资本项目开放,大量举债,危机前的1997年7月,泰国的外债达到900多亿美元,而其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泰国出口受阻时,泰国政府没有调整经济结构,而是继续生产卖不出去的低技术产品。

当出口下降,泰国失去了增长的唯一动力,人们对泰国经济和泰铢(泰国货币)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外汇市场上,泰铢对美元急剧下挫。

而泰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在汇率下跌后,为维护固定汇率,泰国中央银行动用了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维护泰铢。但泰铢被狂抛的浪潮,还是阻遏不住。人们对泰铢的信心,已经崩溃。泰国政府在一天之内,就从绝不放弃固定汇率,到改口宣布立即放弃跟美元的固定汇率,于是泰铢大幅贬值。

索罗斯(Soros)是这场危机的大赢家。在外汇与汇率部分,我提到过他狙击泰铢的故事。他把当时泰国的一切看在眼里,派了两个助手到实地观察情况(其中一个助手后来成了巴西中央银行的行长)。助手汇报说,泰铢将大幅贬值。索罗斯于是决定做空泰铢。

索罗斯的方法很复杂,但道理很简单。索罗斯要想做空泰铢,手里就要有大量泰铢。他采取的办法是,先借入后抛出。至于怎么借,是质押还是别的方法,不重要。

假如他借了100亿泰铢,此时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是50泰铢换1美元,索罗斯在这个高位上卖出全部的泰铢,可得2亿美元。当泰铢贬值后,比如100泰铢换1美元的时候,他再用1亿美元就可买进100亿泰铢。中间的1亿美元,就是他赚的,当然要扣除借款成本。据说索罗斯在泰国金融危机中,一共赚了20亿美元。

泰铢最后贬值了39%,几万家企业倒闭,许多家庭破产,270万人失业。

在资本国际流动频繁的条件下,一国哪怕是小国的危机,也很容易传染到一个地区甚至全球。泰国的货币危机很快就传到了与之同病相怜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盾贬值了72%,新元贬值了61%,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8%左右,一下子降到低于4%。印尼的失业人数达到2 000万。

危机随后又传到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韩元贬值了36%,韩国前20名的大企业,倒闭了4家。韩国和中国香港经济均出现了负增长。所幸的是,香港政府动用1 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维护了港币的币值稳定。索罗斯以同样手法狙击港币落败,亏了8亿美元。

同期,中国经济也从1997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直到2003年才缓过劲来。

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进入21世纪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大好,价格不断飙升。银行发现了赚钱的机会。但只有让更多的人包括穷人都来贷款,银行才能发财。

银行对没有资格、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的贷款,叫“次级贷款”,简称“次贷”。

为什么穷人也敢贷款呢?因为次贷不用首付,前几年也不用付利息,过几年,房价上涨,把房子卖了,还能赚钱。相当于白用钱还赚钱,似乎没办法拒绝。

银行不是傻瓜,知道房价可能会下跌,穷人有可能还不上贷款,但是,它们有恃无恐,因为背后有“两房”。

“两房”,一个是“房地美”(Freddie Mac),一个是“房利美”(Fannie Mae),“两房”是政府性质的机构,不是银行,也不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它们做的事,是把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买下来。正是因为把这些贷款卖给了“两房”,如果有人还不上贷款,损失的就不止是银行,还有“两房”。而且银行还可以从“两房”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继续做房贷。

“两房”也不是傻瓜,也要想办法规避风险。“两房”买下贷款后,把它们按期限、利率进行组合,打包处理,这叫“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这些证券就是“住房抵押债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y),即著名的MBS。

其后,投资银行出场。投资银行再把MBS买下来,再打扮包装一下,做成著名的担保债务凭证(CDO),转卖给全球的投资者。

从最初的次贷到CDO经过了很长的链条,风险越来越大,人们不敢买,怎么办?

投资银行有办法,它们把CDO分解成风险较低的部分和风险较高的部分,风险低的不愁卖,可是风险高的CDO卖给谁?

投资银行就去找对冲基金,风险越大对冲基金越喜欢,它们可以非常低的成本,从全球调动大笔资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就是如此),买进高风险的CDO,然后凭三寸不烂之舌再卖出去。

可是,毕竟风险太大了,对冲基金心里也没底,就请来了保险公司,比如著名的美国国际集团(AIG)等。于是,又创造出了一种保险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为继续出售高风险的CDO铺平了道路。

CDS是什么呢?假如没有人违约,一切相安无事,对冲基金每年可以赚10亿美元,但是如果出了事,人家找对冲基金公司要钱,就要赔10亿美元。于是,对冲基金找来保险公司说,给我做CDS,每年给你1亿美元保险费,一共5年,5亿美元保费。如果一切顺利,没出事,这5亿美元你就白拿了。

对冲基金想,不出事,除了给保险公司的5亿美元,自己还剩45亿美元;如果出事,保险公司会替我兜着。保险公司呢,也很精明,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过去几十年市场一直良好,违约率很低,如5%。保险公司多找几家对冲基金,比如100家,就可以收500亿美元保费,而赔付正常的话,最多也就50亿美元。真是两全其美,成交。

还有一个角色不可忽视:信用评级公司,如标准普尔和穆迪。次级债经过信用评级公司专家的妙手,立刻身价百倍,成了抢手货。

经过层层转手,次贷的衍生债券卖到了全世界每个角落,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个人投资者都有份。

问题在于,这些证券产品都是高杠杆的,比如几十倍甚至更高。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赚钱,而赚钱的唯一原因是,产品的源头——美国的房价,一直在上涨。

可是,美国房价于2006年年底开始下跌,建立在房价上涨基础上的所有债券的价格也开始下跌,下跌到一定程度时恐慌出现,所有债券价格跟着跳水,大家疯狂抛售。次贷危机突然就爆发了。

CDS违约率急剧上升,不是5%,而可能是10%、20%甚至更高。如果一家机构买了100亿美元的CDS,其后10亿美元违约,也就是10亿美元的债券成了废纸,再加上它给保险公司的钱,一年1亿美元,5年5亿美元,这家机构就赔了15亿美元。

保险公司,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如果政府不救也得破产。如果AIG破产,整个次贷市场就会加速崩溃,这是美国不能承受之重。于是,美国政府两次共向AIG贷款1 228亿美元,从而接管了AIG,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同时,美国政府接管了“两房”,对其进行国有化处理,这也是为了稳住急速下滑的市场。

可是,次贷市场太大了,60万亿(估计规模)美元的CDS,即使只有10%违约,那也是6万亿美元。美国2007年的GDP才13万多亿美元,财政收入不过2万多亿美元,根本没有能力拯救整个市场。

银行首当其冲。银行把大量资金投在次贷上,资产状况严重恶化,美国有几十家银行倒闭,连花旗银行也一度处于破产的边缘,幸亏政府提供了资金帮助。不过美国人的损失没有想象中大,因为美国已经把次贷产品卖到了全世界。

金融危机的原因:金融危机的三代理论模型

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过于复杂,解释难度极大,但有关的理论也一直在不断改进、完善中。

克鲁格曼等提出了第一代金融危机解释模型。克鲁格曼认为,一些小国,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但同时实行与固定汇率制不相称的政策,特别是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的货币政策,鼓励政府大量借债,本币势必贬值,这将引发投机商对本国货币的冲击,很容易耗尽一个小国的外汇储备。该国只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从而引发货币危机。

克鲁格曼的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泰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货币危机。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克鲁格曼的模型进行了细节上的修正,它们共同构成了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

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还是沿着克鲁格曼的思路,只是加入了预期的因素。该模型认为,金融危机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因为如克鲁格曼所说,当一国实行内外不协调的政策时,投机者会提前预计到该国货币贬值,因此会提前投机购买外汇,政府维护固定汇率的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危机将提前到来。

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就更复杂多样,有大约九种不同的分模型。其共同点是,不再如第一代和第二代那样宏大叙事,着重于财政、货币和汇率制度,而是着眼于金融机构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化。比如,第三代模型中有一个著名的“道德风险危机模型”,也是克鲁格曼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对国内银行负债的隐性担保会助长银行借贷中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使得银行从外国金融机构以低利率借入大量资金,然后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因为有政府最后的担保,银行只看见高收益,无视高风险,最后结果是不良贷款增加,金融危机爆发。所以,即使没有严重的财政赤字,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何谓资产泡沫?

尽管很多人喜欢谈论泡沫,但什么是泡沫,根本说不清。

一个定义是,泡沫就是资产的价格超过了“实体经济”能解释的部分。具体说就是,如果一种资产的市场价格超出了它未来收益的现值(之和),就会产生泡沫。但现值本身难以估计,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有泡沫未必就会破裂,什么样的泡沫,或者说泡沫多大才会破灭,也没人知道,只有等到真的破裂后才会知道。大家都是“事后诸葛亮”。

无论是郁金香泡沫、1929年和1987年的美国股灾,还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都是突然间就发生的,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而且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合理的解释。

其实,泡沫不单是资产价格的现象。人类的行为本身就有泡沫性质。除了耕田、织布、诊病等少数活动,人类的其他生产和生活都有泡沫性质。比如文学、艺术、宗教、教育、体育,都不是那么有用、那么实在,都或多或少地有点“没事找事”。

这是因为,人的智力常常过剩。做游戏、娱乐、比谁聪明,是人类应对乏味的必要活动,否则人会郁闷至极。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想象和比赛智力和运气的产物。

资产出现的那一天,人们心里就知道会有破裂的一刻,但谁也没能力确定什么时候会破裂,这是集体一致行动才能“实现”的。人是恐惧的,也是贪婪的,过一天算一天,“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也算是正常的心理。因此,搞清楚泡沫何时破,是想参透“天机”。

资产泡沫,说到底是人心浮动。大约2010年,中国人把绿豆和普洱茶的价格炒上天,难道不是所谓郁金香狂热的翻版吗?为什么能炒起来?就因为把绿豆当成绿豆太乏味了,炒一炒,搅动人心。

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冲突

政府、经济学家、公众,都在反思金融危机。对危机的痛恨,很容易引发对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不满,正如英国和法国过去因为金融危机,对股份公司和银行不满一样。

金融危机引起了强化金融监管的呼声。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消费者,制定并执行规则的行为,比如许可证制度、利率管制、处罚、援助等。

金融创新,如金融衍生工具,分散了经营和投资的风险,发现了资源真正的价格,没有金融创新,很多新兴产业和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金融创新帮助人类实现了部分梦想,其功劳远远大于其带来的损害。但金融监管也许会抑制甚至扼杀金融创新,是需要加以警惕的。

每次金融危机爆发后都会有新的监管措施出台。但金融创新深深植根于经济的需要,而且创新手段也是在监管压力之下的“创新”,因此监管本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遏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一直在进行。反而是金融监管,却经常由于政府在稳定和发展之间权衡,而在松紧之间摇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除了监管,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既不扼杀创新,又能抑制纯粹的投机活动?托宾曾提出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以抑制投机性交易,这就是著名的“托宾税”(Tobin Tax)。托宾税现在看来不可能,但未来也许会实现。

谁制造了金融危机?

正如天地运行,昼夜交替,时有四季,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很正常、必然的。完全避免、消灭危机,才不自然。

有人说,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市场的无效和失灵,不受约束的市场是万恶之源。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危机是市场正常作用的方式,而不是市场无效的标志,谁也欺骗不了市场,正如企业倒闭是市场作用的方式一样。

危机是一种自动纠正机制,把人们重新导向理性。无须过分夸大危机的后果,更无须因噎废食,阻止金融创新。

早有经济学家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根本不是市场机制,而是政府行为,是政府造成了危机。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东南亚国家过分松弛的财政纪律、不适当的汇率制度、对银行的隐性担保、对经济增长的过分追求,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包括发生危机的国家,都应该感谢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家,而不是一味谩骂,好像做贼被人撞破恼羞成怒一样。没有他们的投机,一些国家还在做着继续繁荣的美梦。危机是“天理”,凭什么毫无创新能力的国家一直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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